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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20

    新周刊盘点2005经典语录

     
    　　国内 2005
     
    　　狗日的全球化，去你的现代化！
    　　——云南画家赵青这样表达自己对全球化图景的感受。
     
    　　连爷爷，您回来了！
    　　——西安后宰门小学学生用这样的诗句欢迎连战回到母校访问。这句话在台湾成为寒暄的口头语，还被录成手机铃声，名列下载排行榜首。
     
    　　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有什么不对？
    　　——连战北大讲演最能引起共鸣的一句感言。
     
    　　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发出的感叹。
     
    　　3.3亿美元打一炮，值！
    　　——某媒体报道“深度撞击”探测器击中坦普尔1号彗星的标题。
     
    　　中国出口约8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
    　　——针对不久前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的9类纺织品进行调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回应说。
     
    　　在过去的5次市场动荡中，经济学家预测到了15次。
    　　——“人民币5·18升值”的传言破灭，让人想起了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这句著名的调侃。
     
    　　我基本同意。
    　　——兰州市原副市长杨在溪在其涉嫌受贿一案的庭审中，官味十足地回答公诉人提出的指控。
     
    　　大家都说弄电脑赚钱，世界首富一直好像是个弄电脑的，但是入了这一行，你就会发现挖煤不比它差。
    　　——一个非法小煤窑主说。
     
    　　吃了咱火锅，能防禽流感！
    　　——宁波中山路，某火锅店挂出的横幅。
     
    　　食物基本有毒，医生基本没用。
    　　——专栏作家连岳在文章中如此概括当下的食品卫生及医疗服务现状。
     
    　　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今天下雨了”，我们还没等写呢，水就进来了……
    　　——一名在黑龙江大洪灾中幸存下来的四年级学生说。洪水袭来之前，教师没有及时疏散学生。
     
    　　沈阳市政府是不是要推广一次性内衣?
    　　——沈阳市市容条例从2005年1月1日起实施，站在沈阳市一、二级马路上能够看到的建筑物阳台、窗外、屋顶、外走廊不允许吊挂诸如内衣内裤等有碍市容的物品，违者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市民对此颇有非议。
     
    　　在北京捐赠遗体者必须是北京户口。
    　　——身患尿毒症决定放弃治疗、专程从河南来京准备捐献遗体的女子王丽香，到同仁医院联系捐赠事宜时，对方这样说。
     
    　　问：南极为什么没有熊？
    　　答：年创利税达不到200万，落不了户口。
    　　——200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出了像“南极为什么没有熊”这样的题目，有网友如此作答。
     
    　　捐了300元以上的同学受到表扬，捐10元以下的被罚站，忘捐钱的要罚补交100元。
    　　——广州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学生说。该校被投诉强制要求学生向海啸受灾国捐款。
     
    　　没有医保和寿险的，不要在天黑后管闲事。
    　　——网友总结的《广州安全攻略》之一。
     
    　　睡觉比吃饭重要；老婆比睡觉重要；吃饭很重要。
    　　——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届毕业生朱晓科这样界定自己的欲望。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读研这条路，而且，“实话说，就是为了一张文凭”。
     
    　　你明明叫张三，为什么一跟外国人介绍自己，就要倒过来说是“三·张”呢?
    　　——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认为，推广汉语要强调保持语言的独立和纯洁性，不要盲目地去“适应”外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语言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外国人觉得中国文化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中国人自己却似乎比较忽视”。
     
    　　你这个年轻人思想那么复杂干什么?老是勃起像举着个手枪干吗?抓特务啊?
    　　——浙江电台《伊甸园信箱》主持人万峰的语录之一。在网上，万峰语录和韩乔生语录有着同样的传播率。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朵奇葩。
    　　——《南方都市报》评论“超级女声”。
     
    　　我先走一步，给哥几个打地儿去，先把地儿给置好，就是说到了那边咱也有人。
    　　——傅彪临去世前对来看望他的朋友说。
     
    　　我不在江湖，江湖却有我的传说。
    　　——《无极》与《千里走单骑》将同时上映，不断有媒体将这两部影片相提并论，陈凯歌在接受《新周刊》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在书房里看40分钟的柏拉图出来到客厅看5分钟的李宇春。
    　　——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他来说，看“超女”是在履行社会责任。
     
    　　我一定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
    　　——舒淇获得金马影后，这句她多年前发下的誓言终于可以实现了。有网友说，“当年不脱该多好，现在就不用穿了”。
     
    　　8小时睡觉， 8小时工作， 8小时恋爱。
    　　——大美人萧蔷理想中的“三八”生活状态。
     
    　　各位观众，江苏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裁判！
    　　——全运会垒球比赛，现场解说员显得兴奋过度，全运会史上最黑色幽默的段子脱口而出。
     
    　　闭上眼睛以为是在牛津，睁开眼一看是在天津。
    　　——韩寒撰文怀疑中国人心目中，英语的位置是不是过于重要。一到早上朗诵的时候，全中国学校出来的都是英语。
     
    　　最高发院。
    　　——安徽滁州某发廊名。
     
    　　年龄他必须比我大，哪怕只大一天；身材他必须比我高，哪怕只高一厘米；能力他必须比我强，哪怕只多赚一分钱。
    　　——广州某38岁未婚女白领说。据统计，目前广东大龄青年女性占70%，有关部门正鼓励姐弟恋以解决婚配难题，他们还说，某些大龄女青年的择偶观念落后是她们至今待字闺中的原因之一。
     
    　　拉拉扯扯是灵活教学。
    　　——一名涉嫌猥亵20多名女学生的小学男教师辩称。
     
    　　持有本证之烟民同志，为十足处男、作风端正、无病虫害，请广大妇女放心使用；有效期1314年；国际美女联合会颁发。
    　　——重庆市场上有人将“处男证”和“泡妞许可证”等印在特制的香烟盒和打火机上公开出售。
     
    　　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读 MBA。
    　　——上海推出学费2年2万的儿童MBA教育项目，700余幼儿争读，某白领有了上述自豪之语。
     
    　　内事不决问老婆，外事不决问 Google！
    　　——某网友语。
     
    　　20岁的中国青年，从未出过国，但他们知道该用什么东西来点缀自己，让自己看上去像每天都在周游世界。
    　　——研究亚洲奢侈品市场的英国人Radha Chadha描述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年轻化。
     
    　　请狗不要在此大小便，在此大小便的是狗。
    　　——北京某小区物业警示牌。
     
    　　神六调查报告：嫦娥实属富婆。证据： 1.有别墅，广寒宫； 2.喜好夜生活，白天难见； 3.养宠物，玉兔； 4.假清高，种桂树； 5.挥霍，太空游； 6.养情人，吴刚。
    　　——专栏作家沈宏非的博客中收录的一则手机短信。
     
    　　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
    　　只需要悱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
    　　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歌手黄舒骏的这首老歌描述的图景已经成为SOHO族即婚内分居族的家庭规范。他们选择“五加二”的生活方式，即五个工作日双方各忙各的，周末才相聚。
     
    　　这是一脚一脚往里踩钱啊。
    　　——北京的士司机有感油价上涨，自2003年年底油价上涨了30%，一位的士司机平均每年少收入约8000元。
     
    　　5斤120元， 10斤240元， 50斤1000元。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路一家美容美发店门前摆放着上述减肥广告牌。
     
    　　你玩命就算了，不要玩别人的命。
    　　——广州一个车主将“夏利2000”轿车改为跑车，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感。
     
    　　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干扰社会，买点彩票经济又实惠。
    　　——王兵导演的《铁西区》获法、日等国最佳纪录片奖，片中沈阳老工业区铁西区的一处福利彩票销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向下岗工人推销。
     
    　　女人评判男人是看他开的车。男人评判汽车是看它是否吸引女人。
    　　——国际车模公司M&D总裁海特纳如此评价车、男人、女人三者之间的
    关系。
    　
       　在中国，深色皮肤的人会被当作农民。
    　　——荷兰留学生罗布斯到中国后最大的困惑。在荷兰人看来，棕褐色的皮肤要比苍白的肤色好看得多。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每个不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两个。
    　　——有人这样说。
     
    　　最有性欲的城市是纽约，最有物欲的城市是上海。
    　　——在一次关于欲望的调查中，一位上海人这样回答“你眼中最有欲望的城市”。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网上有建议说，针对国人“显摆”的消费心理，要如此宣传也许才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皮草消费。
     
    　　100年前的过劳死者是苦力，50年前的过劳死者是劳模，而今天的过劳死者是艺术家。
    　　——《中国青年报》刊文，引用时下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明现代社会的健康危机。
     
    　　当你拿手机在偷拍时，被偷拍的人正在拍你，别人的裸照装饰了你的手机，你偷拍时的样子成了呈堂证供。
    　　——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面市后，渐渐成为“狗仔队”跟踪偷拍名人的工具，某杂志的文章如此形容这种似乎无处隐身的数码影像时代。
     
    　　为缓解今年就业矛盾，有关部门出台新学位制度，博士学位毕业后可继续攻读壮士，四年壮士毕业可攻读圣斗士学位，毕业后如还找不到工作，请攻读烈士学位。
    　　——一条短信这样形容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我们不能保证聘用你一生，但将努力使你一生被聘用。
    　　——NEC通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曹来京说。
     
    　　领导让练咱们就继续练，要是不让练了，就回家种地，也没啥大不了的。
    　　——孙英杰的父亲孙凤有在得知女儿可能面对严厉处罚时表示。
     
    　　你家被我偷了，快点回去收拾。
    　　——广州一小偷将事主家里扫荡一空之后致电事主说。
     
    　　我是一名人民播音员、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但我有自己的私生活，而且我对自己私生活的要求比较高。
    　　——主持人李咏的豪华跑车照片在网上公布，引起激烈讨论，李咏说。
     
     
    　　国际 2005
     
    　　美国同世界的关系就是锤子与钉子的关系，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
    　　——布什8月1日绕过参议院任命博尔顿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这是博尔顿最“经典”的名言。
     
    　　萨达姆所穿的紧身白色内裤太过纯情驯服。照理说，一个被西方世界冠以“巴格达暴君”之外号的人，品味应该更狂野才对——比如穿一件陆战突击队特种兵的内裤，或许更符合他的硬朗形象。
    　　——老萨内裤照曝光后西方一位电台主持人这样奚落说。
     
    　　我们要把贪污者与感染禽流感的鸡关在一起。
    　　——印尼爆发反贪示威，示威者喊出如此口号。
     
    　　当年，是我生下了小泉纯一郎这个怪胎，现在就该是我打掉这个怪胎的时候了。
    　　——3年前被小泉罢免的昔日搭档、前外长田中真纪子对媒体说。
     
    　　总统拾掇俄罗斯，我拾掇克里姆林宫。
    　　——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工作了60多年的清洁工波利雅认为，她和总统的职业相似。
     
    　　敌人认为干掉我们的最高领导是摧毁我们国家的最快方法。
    　　——朝鲜军方内部教育文件《学习提纲》首度谈及金正日面临恐怖威胁的问题。
     
    　　他(丈夫)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
    　　——根据一项调查，包括中、美、英、法、日在内的9个国家平均有一半妇女信奉这条“真理”。
     
    　　除非你是比尔·盖茨，否则你跟破产之间仅有一场重病之隔。
    　　——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有半数破产者是被猛涨的医药费用所拖累，主持这项调查的一位教授如此感叹。
     
    　　你一定要找个好女人，她不必太聪明，也不要太笨；不要太老，也不要太年轻。记住，这个女人一定要会洗衣和做饭。
    　　——6月20日出版的美国《GQ》杂志刊发了对5名萨达姆看守人员的访问，这是萨达姆对其中一名卫兵的择偶建议。
     
    　　百万富翁不得入内——如果你只有100万美元资产，那你根本无法眷顾店里的商品。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一家专门为俄罗斯亿万富翁服务的超奢华级商业中心——“豪华联盟超级市场”将在莫斯科开张，主要项目包括豪华别墅、公寓、私人飞机和游艇。
     
    　　天鹅绒大锤。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同僚如此评价她绵里藏针的外交手腕。
     
    　　让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来理发。
    　　——最近，朝鲜政府提出这个口号，要求男子把头发长度控制在5厘米以内。
     
    　　我36岁，未婚，有感情，男人。
    　　——奥地利财政部长卡尔·海因茨·格拉塞尔因一张与施华洛世奇“水晶王国”女继承人菲奥娜的接吻照片曝光而遭遇政治危机，他自我辩护说。
     
    　　你的脸太大了，挡住了我的阳光，我要和你分手。
    　　——上半年最火的韩剧《人鱼小姐》台词。
     
    　　人们说我和7个世界小姐睡过。不，我没有。我只睡过4个，其他3个邀请了我，但我根本没兴趣赴约。
    　　——11月25日，前曼联队的传奇前锋贝斯特因病去世。这位左边锋生前以球场内的才华横溢和场外的放荡不羁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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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ember 13

    我被点名了

    好久没来这块自留地，经bamboo提醒，才知道自己被点名了。根据游戏规则，我必须回答博友们的提问，并把问题甩给其他博友。今晚写稿提不起劲，正好把这个欠下的作业完成了。

     

    游戏规则：

    被点名者在自己blog上写下答案，并出一个题目，然后把题目丢给另外五个人，并且到这些人的留言。版上留下：“你被点名了。”这五个人在自己的blog注明是从哪一个blogger那里传来的题目，然后写下答案。并另写一个问题，再去贴另外五个人。比如你自己回答14个题目，你回答完了再加一个，被你点名的博友就要回答15个题目，如此继续下去。

     

    1：2005年，你的野心是什么！『出题人：狐狸』

    2005年还剩18天，最大的野心是忘记一个人。

    2：为以下物品撰写一句话。此物品为二锅头。『出题人：葵』

    小二，来瓶二锅头。

    3：叙述你或者你想象中的最囧的一次恋爱经历，限原创；字数250字以上『出题人：栗子』

    一个字：囧。

    4：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变成蛤蟆似的只会跳，只会呱呱叫，你怎么办『出题人：鬼丸』

    找医生。

    5：如果发现自己最近衰到极点，你会怎么办？『出题人：星星』

    继续“衰”。

    6：请形容一下你理想（妄想）中的结婚场景吧。。包括结婚对象。。『出题人：泡泡璐』

    做一回亚当和夏娃，哈哈。

    7：如果你可以变成动漫/卡通里的角色，你想变成谁，说出原因。『出题人：猫猫HISA』

    孙悟空。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旅游可方便了。

    8：初吻的地点，时间，对象。哈哈哈哈。。如果还没有，那希望跟谁？『出题人：叉』

    说了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

    9：最想到什麽地方定居。和谁一起去。以及原因。很简单的问题吧。『出题人：熊子』

    有一个农场，依山傍水，可以砍柴、牧马、放牛。。。

    10：觉得人生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出题人：lulu 』

    自由。

    11：你一觉醒来，发现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说话，你会怎么办？『出题人：樱桃猫猫』

    哈哈，真好玩！

    12：如果可以从机器猫那里得到一样宝贝，你想得到什么？『出题人：小文』

    自己有个机器猫多好。

    13：如果重新让你选择一次已经过完的这段人生，你会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换句话说，你对自己什么阶段最后悔，想重新来过？『出题人：野孩子』

    才20多岁的人，没有后悔药可吃。

    14：你最后一次ml是什么时候？跟谁?『出题人：阿米』

    这个问题不通，ml不是毫升的意思吗？？？

    15：你认为孙悟空和黑猫警长哪个更性感点？『出题人：假民工』

    孙悟空，他是猴子，更像人。

    16：无事的时候做什么最好？『出题人：新空』

    显然是想我给你提建议。建议你没事干，去找朋友。

    17：你最不希望被问到什么问题？『出题人：23theva』

    什么都可以问，大不了沉默。

    18：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出题人：Ｐampas Grass』

    顺其自然。

    19：大家这么熟了，你最想对我（上一个传题人）说的一句话?『出题人：青菜』

    不认识你，没啥说的。

    20：你最喜欢王菲哪一首歌？为什么？『出题人：Azure 』

    不记得歌名了。

    21：还相信，一生一世的忠诚吗？『出题人：洁子猪』

    应该有。

    22：对你心爱的人，你会选择百分百的坦白，还是保留一些善意的谎言？『出题人：雪狼』

    适可而止。

    23：你跟上个出题人怎么认识的啊？第一次见面啥时候啊？还说啥拉？『出题人：woowoo』

    不认识。

    24：以上出题人中，你认识几个？

    一个都不认识。

    25：你最见不得人的怪僻是什么？？『出题人：无糖的黑咖啡』

    这个问题也有歧义。

    26：最近一次流眼泪是什么时候?原因?『出题人：BabyIce』

    我家的大黄狗被捕狗队捕杀了，在我5岁的时候。

    27：如果人家说你看着办，你会怎么办……心里会慌张么？『出题人：nolannan』

    走着瞧。

    28：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你选哪个？讲原因。『出题人：小莎鱼儿』

    如果是结婚的话，一定得是自己爱的。

    29：都是使人温暖的东西，你更喜欢的是手套还是围巾？为什么？

    围巾。戴手套做事不方便。

    30：在你的心中，我是怎样性格的人？说实话『出题人：刘纯』

    不认识。

    31：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为什么？『出题人：林维』

    《刺激1995》，告诉你怎么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32：如果给你一次机会，你会让自己曾经的哪个愿望或想做的事成真？『出题人：猫猫』

    答案同13

    33：最近谁让你感动了？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出题人：ＫＥＮＮＹ』

    一个女人。她终于懂我了。

    34：你最怕失去的是什么？为什么怕？『出题人：Ｃｏｏｎｉ』

    一无所有，所以什么都不怕。

    35：明天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干嘛呢？『出题人：QooB』

    飞。

    36：一辈子你会真的记住你爱过的几个人？『出题人：晶晶』

    这个得临终前总结才对。

    37：你会怎样向你所喜欢的人告白？浪漫的？婉转的？『出题人：烦烦』

    婉转而浪漫的。

    38：选择对象的过程中什么最重要？（awu）

    真诚。

    39：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包括工作，收入，爱情）（babylin）

    不满意。

    40：2005年有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吗？

    没什么意外的。

    41：你最想要什么样的生活？（Marianela）

    就现阶段来说，最想有辆车，可以带着朋友去飚车兜风。

    42：除了你的亲人和恋人，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为什么？『出题人：笑杨过』

    朋友。

    43: 你做过的最有创意的一件事是什么？（Fanny）

    一出生9斤8两。

    44：列出你的三个怪癖。（敏）

    没觉着自己有怪僻。
    真的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45：如果让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必须大吼一句话，你说啥？（bamboo我）

    好大一朵棉花糖！

    9:59 PM | Add a comment | Read comments (5) | Permalink | Blog it | 娱乐
    September 26

    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zy？

     
    by 陈志武

    　　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在中国越来越成问题﹐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还要受到限制。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
     
           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真实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许多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是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很便宜的劳动力即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我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份额﹐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那么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近几个月来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5年6月15日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 　
     
    12:51 PM | Add a comment | Read comments (1) | Permalink | Blog it | 法治
    September 12

    好判例 坏判例

    即便报道有局部失实，也必须容忍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这种轻微损害 　
    　　by 贺卫方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正处于一种极微妙的状态。尤其是近几年，对媒体的起诉不断增多，使得媒体的监督权与司法审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前一段时间，您在华东政法学院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演讲，不知您能否就此深入地阐述一下，给我们讲几个您印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 　
     
    　　■首先要提的就是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案。我认为这个案件极有历史意义，因为它在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要知道，这是在我们的民法中还没有出现的词汇，但是，上海静安区法院的法官却能够走出这一步，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这个案子大概发生在2002年底。上海《东方体育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传闻在2002年世界杯赛时，范志毅涉嫌赌球。范先生怒不可遏，说他根本没有这些事，就到法院状告报纸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通常人会认为，是啊，他如果真的没有赌球，这样报道是不对的。但是，法院给出的判决是，范志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媒体更强有力而严格的监督。同时，2002年世界杯是中国国家足球队首次打入世界杯，国足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此外，《东方体育日报》撰写的本案所争议的报道，消息来源并非主观臆断，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看，旨在调查的是赌球传闻是否真实，而非要对范志毅本人造成任何侵害。那么，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即便认为这篇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或者报道有局部失实，也必须容忍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这种轻微损害。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还指出：从表面上看，报道涉及范个人的私事，但这一私事与社会普遍关注的“世界杯”联系起来，这一私事就当属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对范的诉求不予支持。 　
     
    　　□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说：公众人物名誉权要受到限制？ 　
     
    　　■当然，如果涉嫌诽谤，还有刑法中的有关条款能够规范。这个案子的意义是，是在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提出“公众人物”的概念。什么是“公众人物”？它来自于英文publicfigure。在美国，这一概念包括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比如我们的官员；包括社会中间非常知名的人士，比如余秋雨先生；包括体育界、影视界明星，比如范志毅；也包括由于本身的原因卷入新闻事件的人，比如饶颖。 　
     
    　　不同法律体系的国家都接受‘沙利文案’判决的司法精神，恰恰说明它的普适性 　
     
    　　□可是为什么“公众人物”会没有名誉权？难道这不是他们人权的一部分吗？ 　
    　　■首先，这样的人往往握有公共权力，或者言行对于社会公众具有更大的影响，也比平常人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他们理所应当承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监督和评论。这种监督和评论包括针对工作的，也有针对道德的。这是无可厚非的。 　
     
    　　其次，我们知道，媒体记者在报道过程中，由于视角、时间以及所能够采访到的对象的限制，他只能尽力追求真实，而无法保证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想，在一个现代社会，这也是大家都了解的。新闻，条件是“新”，它不新，就不叫新闻了。就是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要保证让公众了解。而有时，为了保证这种追求“新”的公众知情权，记者只能对他所见所闻的观察作出判断，而无法要求他像一个侦探或警察一样，把整个事情调整透彻，确认无误后再拿出来发表。也就是说，要及时迅捷地发布信息，我们必须容忍记者报道的部分失实。 　
     
    　　涉及到公众人物是否会因此人格受损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举出著名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起重要的名誉权案。 　
     
    　　案情大概是这样的：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政治广告，以声援南部学生抗议种族隔离政策的示威。但在这个广告中，有两段涉及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说警察携带手枪和催泪瓦斯，封锁了校园，关闭食堂，试图用饥饿迫使学生屈服，等等。 　
     
    　　沙利文是谁呢？他本人不是警察，是代表蒙哥马利市公共事务委员会监督警察局的人。因此，他认为这段广告是对蒙哥马利市警察的指控，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指控。同时，他也指出这段广告中有许多不实的地方，比如没有封锁学校和关闭食堂等。因此，他起诉《纽约时报》和广告刊登人的行为对他本人构成了“诽谤”。 　
     
    　　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具体的过程就不细说了，反正起起伏伏，最后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结果我们都知道，就是“诽谤”不成立。但这起官司的意义在于，对它的判决，代表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公众人物或官员的名誉权的司法态度。 　
     
    　　这次判决有很多令人心潮澎湃之处：“被上诉人和亚拉巴马法院都依赖本法院早先的裁决———宪法并不保护诽谤性出版物。但是，本法院没有任何先例可以支持任何用反诽谤法，限制人们针对官员执行公务的行为表达批评意见。”“本法院同时谨慎地指出：‘本院保留和行使权力，以废除那些在惩治诽谤的伪装下，侵犯言论自由的法律。’因为，‘公众人物是公共财富’，‘不得拒绝讨论，不得扼杀批评的权利和义务。’” 　
     
    　　“关系到公共事务的表达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我们曾经说过，宪法（对言论）的保障‘之所以被造就，乃是因为：惟确保不受拘束之意见交流，人民要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才能因势而成。’‘政府需遵从民意，变革需遵循合法途径，为此，我们需要确保自由地进行政治讨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事关国家安危———这是我们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说出自己对整个公共制度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并不总是带有完美的品位，这正是美国人的天赋特权。’” 　
     
    　　“我们裁定，依据宪法，不能建立这样一种规则：一个指向政府运作的非人格化的抨击，构成对负责政府运作的官员的个人诽谤。” 　
    　　…… 　
     
    　　同时，法院还认定，除非沙利文能够证明《纽约时报》刊登这则广告对他本人是有“实际恶意”的，否则就不能认定构成诽谤。什么叫“实际恶意”？就是明知道这条消息是假的，但仍然坚持要发表。这个举证责任是由原告完成的。可是你如何去证明记者是否有“实际恶意”呢？你根本没办法举证嘛！ 　
     
    　　□所以，这个原则一旦确立，意味着取消了公众人物提起名誉诉讼的可能？ 　
     
    　　■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案子不仅是美国司法史上的里程碑，它所树立的原则正渐渐被全世界所接受。比如我就知道，意大利、德国两国，在裁判类似的案件时，也在判决书里直接吸收了“沙利文案”的司法精神。要知道，这两国都属于大陆法系。但不同法律体系的国家都接受这样的司法精神，恰恰说明它的普适性。 　
     
    　　人死了还有没有名誉权？ 　
     
     
    　　□在我们国家，似乎这种公众人物或官员提起名誉权诉讼的官司特别多。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都知道有“名誉权”了，所以都要去法院主张名誉权。其中有好的判例，也有特别荒唐的判例。我先讲几个荒唐的吧。 　
     
    　　其中一个是大家比较了解的陈永贵遗孀诉吴思案。除了“公众人物”原则外，这里涉及到一个原则：死人有没有名誉权？我认为应该是没有的。你活着，我骂了你，你痛苦；可是你死了，我怎么骂你，你都不会痛苦了，因为你不存在了。但是，中国又有极特殊的家族文化，就是敬祖，极重视家族、血脉啊什么的。往往两个同姓的人见面，还要攀一攀，看500年前是不是一家（笑）。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台湾有个著名的“诽韩案”。有一个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唐代著名作家韩愈生活不检点等等。然后，就有一个姓韩的先生起诉了这家刊物，说是侵犯了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反正是好多辈祖宗的名誉权。结果，法院还判了侵权成立。现在，这起判例成了台湾司法界的一个笑柄，大家没事儿就拿出来说说。 　
     
    　　我们中国是有这种家族文化的，但对于“祖宗”的名誉权是否应该保护，应该如何保护，我觉得还应该再研究。 　
     
    　　不过，陈永贵的案子主要不是这个问题。陈永贵生前就是公众人物，就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理应受到监督，或者说，就必须承受大家的东说西说。何况，吴思只是把陈永贵在历史上的一个事实陈述出来了，而且这件事是有确凿根据的。结果，法院最后还是判吴思侵权成立。 　
     
    　　类似还有，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为父亲的肖像权到处起诉。在中国，鲁迅已经不是他们家的私有财产了，他已经是个符号，是公众人物、公共财产，鲁迅的文章进教材，登鲁迅的画像，都不应算侵权。你怎么能说：我出版一本《鲁迅传》，封面上用了鲁迅的照片，就侵犯了他的肖像权呢？ 　
     
     
    　　□如果可以这样算，伟人的后代不用干别的了，到全国各处去找哪里用了他们祖宗的照片就可以生活了。 　
     
    　　■呵呵。是啊。 　
     
    　　对于法庭审理的案件，公众有没有知情权，有没有监督权？ 　
     
     
    　　□在实际生活中，新闻界与法院、法官也经常意见“对立”。这二者应当是个什么关系呢？ 　
     
    　　■有一个案子，应该是1998年的事。《新疆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这笔恶债是如何栽到国企身上的》，主要讲一起建筑纠纷，因法院的违法办案导致新疆建筑总公司无端背上了172万元的债务。但是，文章见报后，《新疆商报》却被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起诉了，因为在文章里，对主审法官的人格、品质、道德等进行了一些评论，法官认为他的名誉权受到了侵害。 　
     
    　　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的是，被舆论监督的这个“个案”被纠正了，但媒体却被法官告倒了，认定侵权成立。当然，不是在这个法官所在法院审理的。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法官是什么人？是代表大众主张社会正义的人。何况，在前一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里规定，法官可是公务员啊（笑）！那也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这就是“公众人物”啊！一个主张社会正义的人的品质和道德，是不是应该受监督呢？他的学识、判案水平和修养应不应该有个标准呢？为什么不能对此加以评论？更何况，后来错判被纠正已经表明，报道的内容或者方向并没有错啊。 　
     
     
    　　□但是，在这类报道中，也许对于一些过于个人隐私的事情不应披露，比如：包二奶…… 　
     
    　　■不，我认为公务员不能“包二奶”（笑）。这的确是在监督的范围之内。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必然要有道德上的要求，因为他的行为风范对于社会是有影响的。但是，比如对于孩子的教育方法是否妥当、结婚之前曾经跟谁谈过恋爱之类，应该有所保留。 　
     
    　　此外，这类评论里通常会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用词，这方面媒体当然要特别注意。但法院也不能因为使用了一些情绪化的用语，就认定侵权。这里面的界定非常微妙。你的名誉是否受到损害，其实不是由报道中是否使用了情绪化的用语决定的，而是由报道中列举的行为是否恶劣决定的。那么，又回到报道是否真实、是否出于“实际恶意”上来。 　
     
    　　话说回来，对于法庭审理的案件，公众有没有知情权，有没有监督权？毫无疑问是有的。这种权利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评论。如果你坚信自己的判决是正确的，是代表社会正义的，让人家评论去呗，怕什么呀？但我们现在的法院的确很怕记者、怕媒体。我和法院的朋友在一起时，常听他们说：防火防盗防记者（笑）。 　
     
    　　这种“怕”有时到了什么程序呢？比如2003年，广东省高院居然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公开封杀6名记者在广东三级法院一年的采访权。理由是：这6名记者“法院未判，记者先判”，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 　
     
    　　这次封杀是依据此前半年，广东省有关方面和省高级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作出的。其主要内容为：“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单位采访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经省法院新闻办公室审查批准”，等等。 　
     
    　　我一开始根本不能相信这是一省之高院作出的规定。它有什么权力规定记者可不可以采访、如何采访、如何评论？又是依据哪条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似乎法院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一个机构自己制定规则，同时又自己解释规则并作出处罚，这种权力本身就失去了制约。法院只能按照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规则对于各种违法行为作出判决。如果涉及到法院与传媒之间的关系，因为事关司法独立以及言论自由等重大的宪政问题，是需要国家通过基本法来调整的，而不是一家地方法院就能够决定的。我们试问，如果这6名被封杀的记者对此不服，他们应该到哪里去说理呢？去起诉广东省高院吗？ 　
     
     
    　　□可几乎各地的法院都有类似的规定。据我所知，到陕西省各级人民法院采访，需要持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办公室的介绍信，这也是下发三级法院的红头文件。可最高人民法院既不管我们，也不管他们，凭什么开具介绍信呢？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记者采访的规定吗！ 　
     
    　　■我想，这也是“中国特色”吧。事实上，就内在性质而言，司法与媒体本身确是对立的：媒体往往是一时一地民众情绪的传声筒，它就是情绪的、不够审慎的，同时又是多元化多变性的；而司法则是代表普遍的社会正义，它是理性的，审慎的，严格依照法律的。但不能因为这样，法院就可以单方面剥夺大众的知情权，这完全违背了肖扬院长上任之初即不断强调的审判公开的法律准则。所谓审判公开，决不仅仅是指对当事人及其亲属公开，更包括一般公众有权获得与审判相关的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的例外），获取的途径有两条：自由到法院旁听，或通过媒体及时而全面的报道。 　
     
    　　从法院自身看，不允许媒体报道也是不明智的。当法庭上双方的证据、各自的论辩都被公开地展现在更广泛的公众面前时，那种试图干预司法独立、谋求法外利益的力量就会受到来自舆论的抑制———有关事实和证据，“地球人都知道了”，谁还敢明火执杖地枉法裁判？ 　
     
    　　再说对已宣判的案件，“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法院判决不等于是真理，凭什么不允许批评？即便是真理，如果这么害怕批评，那样的“真理”也太脆弱了。略有宪法意识的人都会清楚，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决不是规定公民只有说“正确的话”的自由，或者只能说“官方许可说的话”的自由。相反，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价值，恰好是让那些为流俗或权贵所不喜甚至憎恨的言论得以自由地表达。历史一再证明，推动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动力，往往都是批评，而不是颂扬。 　
     
    　　中国法官在判决里确立了两个“闪光”的原则 　
     
     
    　　□我们国家有没有这样构成“动力”的判决呢？ 　
     
    　　■当然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那个官司。《北京文学》的编辑肖夏林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中的文化》，评论了文化界的一些现象，但主要是批评余秋雨，说他沽名钓誉，不像个学者。比如，他在深圳时发表了一番评论，说深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将来会出现中国文化的深圳学派，云云。肖夏林在文章里指出，余先生这样说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深圳市政府送了他一套豪宅。余先生看了之后就开始了诉讼。 　
     
    　　我看了最后的判决非常激动。这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的。三位法官，即审判长杨瑞玲、代理审判员赵式洁和陈家忠，他们在判决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推理，告诉本案当事人，余秋雨得到深圳市赠送豪宅一事是不是肖夏林本人捏造的，是至关重要的。而肖夏林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那段时间，北京学界、文化界确实都在传说余秋雨先生得了深圳的一套房子。法官采信了这一证据，认定肖夏林所述并非捕风捉影。 　
     
    　　同时，法官们也认为，肖夏林的文章尽管有没有核实有关事实的缺陷，但是基本上仍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不会使得原告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也不能认为具有贬低损害原告人名誉的性质。所以，余秋雨先生败诉了。 　
     
    　　当然，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必须认真核对事实，但这种核对的要求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不能超出个人的能力。当他所述的是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人都信以为真的事实，而依靠作者本人的能力又无法核实，就不能认定他是“实际恶意”。 　
     
    　　还有一个更有标本意义、更让人感到欣喜的判决，就是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中国改革》杂志社一案。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揭露华侨公司这个国有企业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华侨公司认为报道不属实，有损其名誉，并影响了他们的效益。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华侨公司败诉。 　
     
    　　审理该案的三位法官的名字是巫国平、伍双丽和郭越，他们在判决里确立了两个“闪光”的原则。一个叫“合理信息来源”原则。就是只要记者所依据作出判断的信息来源是合理的，即便有瑕疵，也不应算失实。《中国改革》上的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是企业的年度报表、广东当地报纸的内参以及对一些知情人的访问。这些消息来源是合理的，而且从记者角度看，也是可信的。如果是因为企业报表上的错误，导致记者作出了企业认为的不正确的判断，那也是你的企业报表的问题。法官说，你不可能要求记者变成一个科学家、一个侦探，永远侦查下去。 　
     
    　　第二个原则是“公正评论”原则。即媒体所做评论是否侵权，取决于他的目标是什么。法院的判决书里说，固然这些评论里有个别字眼有些情绪化，但报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了维护每一个国企员工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评论对国家是有价值的，不应被认为构成侵权。 　
     
     
    　　□这两条原则看起来和“沙利文案”所阐释的司法精神差不多。 　
     
    　　■对。但这个案子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发生在“郎顾”争论时期。我认为，当时那种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关注，对这起案子的判决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判决出来以后，司法界和新闻界的赞赏都很多。因为这对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起了非常大的鼓励作用。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司法对维护宪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有多大，我们的法官们也在探索着如何维护言论自由。 　
     
    　　依据健全理性不会信以为真的言辞，不构成名誉侵权 　
     
     
    　　□您认为，这类案例最有价值的意义就在于此？ 　
     
    　　■是的。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啊！法院或法官在审这类案子时，不能自觉地就把民法和宪法割裂开，狭隘地说：没错啊，这就是民法啊，这就是名誉权问题啊。法官在审案时，首先要维护的，是宪法的尊严。 　
     
    　　这方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案例，是2000年的恒升电脑诉王洪侵权案。这个叫王洪的小伙子买了台恒升笔记本，但是毛病不断。他就去找电脑公司要求退货。公司说：不能退，只能修。于是王洪就同意修，但公司又说：你自己加了内存，已经不在保修范围了，修还要再交钱。王洪说：加了内存不会影响其他性能，比如噪音大啊什么的，为什么不能保修？结果，电脑公司就是不给保修，小伙子年轻气盛，就在网上贴了“大字报”《请看我买恒升笔记本电脑上大当的经过》。在这篇文章里，他很愤怒地把恒升笔记本电脑说成是“垃圾”、“豆腐渣”，号召大家都不要买，引来很多跟帖。后来，恒升公司就把王洪起诉了，法院也判决侵权成立，要赔恒升公司50万元人民币，两家转载王洪文章的媒体各赔将近25万元。二审的结论基本相同，但王洪的赔偿款减到9万元。 　
     
    　　法院判决依据的法条是《民法通则》第120条，该条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像自然人那样，“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民法通则》。我们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同时，我们还有宪法第35条：公民享有新闻出版、言论方面的自由。 　
     
    　　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案子时，就不能只看到民法，而看不到其他。不能只看到电脑公司的名誉权受民法保护，也要看到消费者批评企业的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如何在这三者中找到平衡，需要细致的考量。 　
     
    　　我读过王洪的文章，觉得一审判决书说他“未能客观全面地介绍恒升集团对其产品的售后服务过程”是不合理的，这本来是恒升公司的义务，而非消费者的义务，何况，你怎能要求一个没有从企业那里得到服务的消费者，“客观全面”地娓娓道来呢？ 　
     
    　　判决书还认为，王洪使用了“侮辱性语言”，比如称其产品为“垃圾”之类的，“损害了恒升集团的名誉”。那么，如果称某个股票为“垃圾股”，该公司和股东是不是也应提起诉讼呢？再比如，球迷们在赛场举着横幅，公然称我们的甲A是“假A联赛”或“假极联赛”，这算不算“侮辱性语言”呢？ 　
     
    　　其实，稍有理性的人都看得出，这种情感强烈的“气话”并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企业也好，法院也好，都不应低估了人们的判断力。我认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名誉权案件重要法理定律：依据健全理性不会信以为真的言辞，不构成名誉侵权。 　
     
     
    　　□而且，这个宣判过后，会使消费者对此类事情噤若寒蝉。无论50万，还是9万，对个人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这就涉及到合理的司法引导问题。法官应该想到，一个诉讼也可能影响到没有介入到诉讼中的人。它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就是以后谁也不敢随便发表对一个企业的批评。我们更应认识到，与企业利益相比，消费者常常是孤军奋战的，是弱者；与企业或个人的名誉权相比，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这样的基本公民权利，显然是一种更高位阶的权利。这类基本权利的维护不仅仅让民众受益，更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增进官场以及企业的清廉。我们不能通过法院判决，让大家对自由表达产生恐惧。那样的话，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GDP多少啊，哪里的先进啊，什么人是典型啊，那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不能只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而不承受其代价 　
     
     
    　　□言论自由当然很重要，但现在司法界和律师界有一个观点，认为过多的言论会干预司法公正。如何在二者之间掌握一个平衡点呢？ 　
     
    　　■这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媒体说三道四，或者报纸每天登的都是黑暗啊，腐败啊什么的，对整个社会的人的心态有非常不好的影响。但是，托克维尔讲，我们不能只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而不承受其代价。如果那样，你会发现，你迈出的第一步已经跨到专制里去了。你要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就必须忍受公众人物被说三道四，就必须忍受对官员、对政府、对司法的评论。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是人民能够发出声音，能将大的社会动荡消解于小的言论冲突中，能在官员腐败还处于萌芽期时就挽救他，能在政府试图掩饰什么时加以揭露，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更好。当然，这也是对每一个公民作为个人的尊重——人活着就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啊！ 　
     
    　　一位思想家说过一段话来形容言论自由可能的“代价”：我们的社会间经常出现这种局部的动荡，它是我们和谐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正好比暴风雨是和谐的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想像一个美好的民主社会里居然没有这样局部的动荡。 　
     
    　　如果要我说，言论自由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根本性的。即便司法也应该这样。所有的判决书都应该在网上全文公布，所有的案卷都应该可供查阅，除非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所有审判都应公开，旁听者有权利作记录（我们的法庭居然不允许作记录？！），所有的政府部门、官员和公众人物都应该做好随时被人评说的准备。因为：只有你让人民拥有更多监督的权利，才会显示政府的信心，才会让政府更有声望，有更大的能力和动员力来使一个国家向前迈进，让经济得到有序的发展，让社会稳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但是，不让人民说话，永远获得不了这些。 　
     
    　　当然，要实现这样一种境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比如传媒从业人员的素质、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都有待提高。比如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变革，还有培养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的观念和思维习惯。 　
     
     
    　　□我看过您的一句话，讲如何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在较低层面上，使司法官员无所畏惧；在较高层面上，让司法官员向往尊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对掌握社会公器的媒体人士的要求。 　
     
    　　■对。说到底，这二者是同质的。一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对司法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督，司法不可能表现良好；另一方面，没有司法的独立审判，言论自由也无法真正实现。
     
                                                                 　　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 　
    5:34 PM | Add a comment | Read comments (4) | Permalink | Blog it | 法治
    August 14

    两亿皮草收入背后的杀戮

     　　割据全国皮张购销量六成以上的河北尚村市场，动物被活剥毛皮的现象引起关注
     
    　　“嘎吱”一声，笼子被打开，一只大手伸进来，一把抓住了它的尾巴。它昂起头，龇牙，嘴里发出“哈啊”的声音，手松开了。它又趴到笼子里，脑袋耷拉着，眼睛潮湿了。
     
    　　它是一只貉，7个月大。
     
    　　3月21日，早上7时不到，它就被主人连笼子一起带到尚村镇———河北省肃宁县一个被称为“裘皮之都”的皮毛市场。这里早已人山人海。
    　　
    笼中的一生
     
    　　尚村皮毛交易市场西侧的一块空地上，摆放着数百只同样的铁笼，两尺长，一尺高。在当地，貉从出生起，一直在里面长大。这早已远离了这种动物自古以来人们熟知的形象———一丘之貉，这一说法缘自貉对穴居的习性，一洞通常一公一母。
     
    　　按其习性，貉昼伏夜出，白天在洞中睡觉，傍晚或拂晓前出来活动觅食，严寒冬季则进入冬眠。但由于人类过量捕杀，野生的貉已极其稀少。取而代之，是大量人工养殖的貉。
     
    　　河北辛集县都大营村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貉养殖场，上百只铁笼一字排开，不时听到貉如婴儿啼哭般的嘶叫。
     
    　　到养殖场时是下午两三点钟，笼中的貉多睁着警觉的大眼睛。当地养殖户介绍，家养的貉全天均可活动，也没有明显的冬眠期。
     
    　　有人从笼前走过，貉有些惊慌，但笼中的空间太小，几乎无法移步，它只能左右晃晃脑袋。
     
    　　养貉在河北多个县市均成为产业，除了辛集，尚村市场所属的肃宁县，亦是其中之一。该县官方资料显示，全县拥有皮毛动物规模养殖场152个，专业村65个，养殖户1万家，貉、狐狸、貂等珍稀动物存栏47万只。
     
    　　62岁的秦劳（化名）家住尚村镇旁的一个村，村里大多从事养殖业，2000多人的村中就有10多家养殖大户。秦劳介绍，当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少量人开始养貉，此后遂成为产业。
     
    　　“貉子肉城里人喜欢吃。毛皮加工成衣服出口，咱可穿不起。“秦劳特地引用了一句当地俗话：织布的光脊梁，盖房的睡坯房。”秦劳自己虽不养貉，却对貉的行情了如指掌。二三月份是貉的配种期，四五月份母貉产仔哺乳，小貉六七个月大便可出售。那时毛皮生长正旺，可以卖个好价钱。
    　　
    交易
     
    　　这只在尚村皮毛市场等待交易的七个月大的貉，正有着密而长的青黄色皮毛。大风席卷着沙尘呼啸而过，在它的身上留下一浪接一浪的波纹。
     
    　　一双脚停在了笼前。那是两只体面的大脚，皮鞋锃亮。“大脚”个子很高，身穿貂皮大衣。
     
    　　“多少钱？”
     
    　　“380.”
     
    　　“太贵了，一口价350.”
     
    　　“刚才370都没卖。”
     
    　　“不多说，370拿下了。”
     
    　　“大脚”轻喝了一声，手已伸向口袋摸钱。
     
    　　笼子门开了。“大脚”用一根皮带套住貉的脖子。它发出连续的“哈啊”声，向后退缩。皮带越收越紧，它的毛差不多全部竖了起来。
     
    　　“大脚”猛地一提，它就被揪了出来。
     
    　　貉的主人是位30多岁的男子，露出些许欢喜的神色。毛皮动物的交易期在每年的11月到来年3月，眼下已是3月底，毛皮交易旺季已接近结束，这个价格不算太低了。按照他的说法，到了下午收市的时候，连5块钱的价格都有人叫，因为如果卖不出去，貉再拿回去养半年，成本就太高了。
     
    　　“大脚”则有些焦急。现在已是中午，离收市的时间不远了，他还没有收到足够多理想的毛皮。
     
    　　尚村市场从8点左右开始交易。但实际上早晨6时不到，不少毛皮收购商和养殖户便已赶至市场，占据有利地形。据介绍，当地人已形成习惯，每十天赶集6次（逢农历一、二、四、六、七、九），赶集的主题从来都是毛皮交易。
     
    　　3月21日是赶集日。在肃宁县，一路都可见到带着铁笼赶路的人们。骑自行车的驮上一两笼，开拖拉机、汽车的则运上整车貉和狐狸赶往尚村市场。毛皮商则不限于周边地区，不少人来自山东、河南等地。
     
    　　“在外挣钱再多，也没有离家近好。”5年前，秦劳就在当地开起一家毛皮收购店。如今，子承父业，两个儿子都做起了毛皮生意。
     
    　　秦劳自称是“退居二线”，“我就在市场里干点活吧。正好也了解一下市场行情，给儿子们提些建议。”
     
    　　肃宁县委宣传部一位官员证实，当地农民家庭意识强烈，不愿背井离乡，过打工的生活，因此当地劳务输出很少，全县33万人口中，就有5万人从事与毛皮业相关的工作。
     
    　　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说，尚村镇是中国最大的生皮交易市场，年交易额35亿元，占全国皮张购销量的60％以上。当地的一幅标语上写道：“中国裘皮看肃宁，肃宁裘皮看尚村”。
    　　
    杀戮
     
    　　被提出笼子的貉，在空中缩成一团。
     
    　　几个手持木棒的中年女人一拥而上。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在第一时间抓住了貉的尾巴，其他女人悻悻离去。
     
    　　扎头巾的女人随即把貉高高甩起。貉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重重摔向地面，掀起一股尘土。
     
    　　它试图站起来，脚蹬起了沙砾。女人手中的木棒挥向它的额头。
     
    　　女人把貉提起来，走到马路对面，把它甩在一堆貉旁边。鼻尖的血已经流成了一条线，但它的眼睛睁着，不断重复着眨眼、蹬腿、昂头、倒地的动作。它身旁一只被砍去四肢的貉，则一刻不停地发出嘶嘶的叫声。
     
    　　十几分钟后，秦劳带着刀子向它走来。秦劳现在干的是剥皮的活儿。
     
    　　貉被倒挂在三轮车厢的铁钩上，刀子在它后肢、肛门处比划了几下，“哗”的一声，皮毛已跟后肢彻底分离，它奋力回头，叫出声来，皮已被撕至腹部。
     
    　　秦劳身体撅着，形似一张拉满的弓，可毛皮依然牢牢地粘着肉身，一个中年女子小跑过来帮忙，他们的身体同成弓状。“哗—”，毛皮与貉的身体完全脱离。
     
    　　它被扔进了车厢，身体红彤彤的，散发着热气。它还想站起来，它仰起了头，眼睛瞥见了自己的身体，它没有眨眼，重重地扭过头去，再也起不来了。
     
    　　“死了剥皮和活着剥皮是一样的，不过这样方便、利索。大家一直都是这么搞的。”秦劳解释。
     
    　　秦劳说，在当地，像他这样专职剥皮的人有四五十个，主要分布在尚村周边的村庄。每到赶集日，他们一般四五个凑成一小组，准时出现在市场上。更小型的分工是，妻子去毛皮收购商处揽活，用木棒将貉打至不能动弹，随即交给丈夫剥皮。
     
    　　每剥一张皮，秦劳有两种选择，或者不要貉子肉，从皮毛商处得到3元钱，或者向皮毛商支付4元钱，得到去皮后的貉子肉。
     
    　　“貉子肉可以卖给大饭店，一只15块。”秦劳说，下午两点收市的时候，会有一批人专门来收貉子肉。
     
    　　已是下午1时，秦劳的三轮车厢只有90只貉子肉，要有5人分成。“今天不行。”他摇了摇头。
     
    　　不远处的红墙边，一群女子沿墙排开，正在给毛皮刮油。每刮一张，可以收入一元。秦劳的妻子也在其中。“她今天的收入比我高，可以挣100来块。”
     
    　　秦劳和妻子还种植了9亩农田。“种地挣不到钱，每亩一年收入百把块钱已算不错，不能指望这个发达。”
     
    　　肃宁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皮毛业已成为肃宁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依靠裘皮生意，肃宁县财政从2002年的8000万增至2004年的2亿多元。
    　　
    网上公开的录像
     
    　　两个月前，一段名为《惨绝人寰的时尚，每件皮草都残酷》的录像在网上公开。这段录像全长16分钟，记录了河北一大型皮草市场内貉、狐狸等动物被活剥的场面。被剥皮的整个过程中，动物始终清醒，并剧烈挣扎。录像呼吁“人类已拥有许多美丽保暖的服饰，把毛皮还给动物，拒绝残暴屠杀的时尚与奢华。”
     
    　　这段录像迅速被一些论坛转载，活剥动物的行为遭到网友的强烈谴责。
     
    　　记者按录像中公布的电话与台湾一动物保护组织取得联系。他们称录像是在尚村拍摄。
     
    　　2005年3月21日，记者在肃宁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当地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刻组织人员去市场调查。肃宁县畜牧水产局一位官员说，动物被活剥的情况是七八年前的事情，现在不可能出现。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关于动物福利的全国性法案，只有《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中有部分内容涉及野生动物养殖管理问题。根据沧州市2003年9月1日起执行的《狐狸屠宰取皮和初步加工》规定，狐狸致死方法有药物处死法、心脏注射空气处死法和电击处死法。肃宁县畜牧局一位官员介绍，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貉等其他动物。
     
    　　肃宁县有关部门最后的结论是，录像记录的内容是片面的。
     
    　　当地毛皮市场管委会一位人士坦承，动物养殖、管理、运输和屠宰的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建成。“总得有个过程，河北的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1:20 PM | Add a comment | Read comments (2) | Permalink | Blog it | 暗访

    白鱀豚淇淇三年祭


    　　惟一一头人工饲养成活的白鱀豚死后，长江中再未见到活体，物种保护成败被视为衡量我国环保力度标志之一
    　　白暨豚属鲸目的哺乳动物，是中国特有的淡水豚类，也是世界上淡水豚类中数量最少的一种。目前仅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江段内。“淇淇”去世后，长江中再也没有看到活体白暨豚。最近一次看到白暨豚尸体是去年7月。
     
    　　7月5日23时51分，武汉白鱀豚馆饲养的一头雌性江豚，经过2个多小时分娩，顺利产下一头雄性幼豚。幼豚与母亲相伴而游，紧贴母亲背部，时而跃出水面，时而钻入水底。
     
    　　“太兴奋了，这可是全球首例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出生的江豚。”中科院水生所工程师魏卓说：“大家高兴得还没想好给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我觉得这是一次涅槃，小江豚在临近‘淇淇’3周年祭日时出世，对‘淇淇’是一个最好的纪念。”中科院水生所张先锋博士说。
     
    　　“淇淇”是一头雄性白鱀豚。白鱀豚是一种比江豚更宝贵的淡水鲸类，为我国长江所独有，比大熊猫古老1500万年，有“水中活化石”之称。
     
    　　2002年7月14日，“淇淇”老死，本来为“淇淇”建造的白鱀豚馆住进了4头江豚。
     
    　　“淇淇”去世三年了，而在“淇淇”之后，科学家们就再也没有在长江里发现过活体白鱀豚的身影。三年来，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们仍在做着寻觅白鱀豚的努力，专家们在白鱀豚馆依托江豚，进行淡水鲸类保护的研究工作，积累了很多有用的数据和资料。他们相信，一旦长江里发现了白鱀豚，这些数据和资料对保护白鱀豚将会十分有用。
     
    “淇淇”的遗产
     
    　　“淇淇”是我国惟一一头人工饲养并成活的白鱀豚。“淇淇”是1980年1月12日由渔民在洞庭湖捕获的，当时受伤严重。中科院水生所连夜用车把它接到武汉，科研人员为“淇淇”请来了外科医生、兽医，一天24小时守候，还给“淇淇”做了一件小背心，用中国传统的云南白药涂抹患处，庆幸的是，“淇淇”挺过了劫难。“淇淇”的到来为国家白鱀豚研究带来了转机。
     
    　　1978年，国家要求中科院水生所承担“白鱀豚生物学及其物种保护”的研究任务，时年51岁的鱼类学专家陈佩薰牵头接受了任务。陈佩薰回忆起中国的白鱀豚研究和保护，提的最多的是“淇淇”。“对于白鱀豚的研究，当时是一张白纸，‘淇淇’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为了解“淇淇”对环境的要求，水生所每天轮流详细观察记录：水温、气温、气压、水质、水深、水量等。到现在，这些记录本可以装满一间房。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指示，尽最大努力养好“淇淇”，并拨专款。邓小平亲自为“淇淇”批了10万元的研究经费。
     
    　　1981年，陈佩薰被特邀参加在英国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第31届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国白鱀豚的研究》报告，“淇淇”登上了国际舞台。
     
    　　1986年10月，鉴于水生所在白鱀豚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鄄UCN）濒危物种委员会鲸类专家组发起、水生所组织的世界首届“淡水豚类生物学及物种保护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会后，白鱀豚被IUCN列为保护级别最高一级“濒危种”，而此前是“情况不明种”。
     
    　　2002年7月14日上午8时许，在水生所生活了22年零185天之后，“淇淇”沉入水底，享年25岁，属于终老。当时白鱀豚馆的科研人员都哭了，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王丁说，他曾一度不敢面对“淇淇”曾经生活过的水池。
     
    　　“人类对白鱀豚的了解，很多是从‘淇淇’身上获得的。”水生所魏卓工程师在《淇淇祭》中写道，“它与人类零距离相处近23年，为人类研究提供了活素材。在‘淇淇’的遗产里，常常可以激活一系列话题，关于教育、关于野生动物、关于生态系统、关于长江保护等。它牵动着人类社会至今棘手的难题。它是处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难得参照。”
     
    “长江女神”在哪里？
     
    　　“淇淇”寿终正寝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尴尬的问题：长江里还有白鱀豚吗？
     
    　　长江诞生后，白鱀豚就离开海洋进入长江生活，在2000年前的《尔雅》里，被称为“长江女神”。
     
    　　科学家相信，历史上长江曾经生活着超过5000头的白鱀豚。但现在，没有专家或权威机构能给出准确的白鱀豚生存数据。1999年，中国农业部组织对全长江的白鱀豚进行同步考察，共观察到白鱀豚五条。专家据此估计，目前现存的白鱀豚不会超过一百头，其中很少有中青年个体。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种群数量不足一百，可以认为这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
     
    　　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宁可从反向来推测白鱀豚仍在长江中存活。让他们作出此种推测的是，长江下游仍有关于白鱀豚死亡的消息，尽管这听来很残酷。1999年，上海崇明岛西部滩涂，一民工曾发现一头体长二米多，重达100多公斤的雌性白鱀豚，因不识其为何物，白鱀豚身陷池塘达7天之久，失去了抢救的宝贵时机。2004年7月，长江南京段发现一头白鱀豚尸体。
     
    　　为挽救白鱀豚，社会各界一直在进行着努力，湖北石首市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就是科学家为濒危的白鱀豚迁地保护所进行的实践。
     
    　　迁地保护的主要设想是把尽可能多的白鱀豚从长江移入到自然条件与长江接近的地方，禁止有害的人类活动，将白鱀豚置于完全的保护之中，使其繁衍生息，并在将来合适的时候再返回长江。这一对策是中科院水生所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在多方论证基础上，水生所选择了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建立半自然性质的白鱀豚保护区，作为迁地保护的试验地。
     
    　　但在1996年，保护区内惟一一头白鱀豚冲网而死后，天鹅洲故道里再也没有来过白鱀豚。
     
    　　高道斌，天鹅洲白鱀豚保护区副主任，这位参与保护区组建的水产工程师最后一次亲眼见到活体白鱀豚已是6年前。高今年49岁，在长江从事渔政工作近30载。他亲历了长江水从清变浑，与之相随的是，白鱀豚出现的频次也从“经常”降为“偶尔”。
     
    　　长江上的渔民把白鱀豚称做长江里的天气预报员，每当天气发生剧变，白鱀豚总会在江面上飞跃，此时，渔民就会把船停向岸边，躲避恶劣的天气。现在，渔民可以依靠天气预报及时躲避灾害，但他们发现，白鱀豚不见了。
     
    一头白鱀豚身缠36枚滚钩
     
    　　“造成白鱀豚数量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来自人类活动。任何一个物种都有产生至消亡的自然过程，是人类活动加剧了白鱀豚消亡的自然过程。”中科院水生所科研处处长张先锋博士说，“而之前，在长江里的人类生产活动，似乎都忽略了这点。”石首一位资深渔政人员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使长江污染加剧，水质不断恶化，渔业资源越来越少，最终导致白鱀豚数量锐减。他在解释时一脸认真，“现在长江里的鱼不好吃了，有柴油味。”这位渔政人员说。一项研究表明，白鱀豚体内的有害物质含量比海豚高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沿岸仅工业及城市年污水排放量就达一百四十二亿吨，形成五百六十公里的岸边污染带，部分江段及支流富营养化现象严重，渔业水域污染事故频发，水生物生存环境被破坏，生物总量减少，生产力下降。由此，从40年代到90年代，白鱀豚在长江分布范围也由1800公里缩减为1400公里。
     
    　　滥捕滥捞也使长江内的鱼类数量锐减。资料显示，长江沿岸人口飞速增长，渔民对长江鱼类需求的增大，随之而来的是捕捞强度的疯狂增加，各种捕捞技术也日渐先进。1987年，在长江上死亡的一头白鱀豚身上，竟有103处大大小小的伤口。1990年3月，在长江下游靖江段罗家桥发现的一头死亡雌性成年豚，身上缠有36枚滚钩。
     
    　　2002年，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但3个月的禁渔期，被天鹅洲白鱀豚保护区副主任高道斌认为“远远不够”，他说，各种违法渔具的使用，鱼苗都难逃厄运，各大家鱼产卵基地正在消失。
     
    　　农业部官员曾指出，目前，长江流域有各类渔船两万多艘，专业捕捞渔民五万多人，捕捞强度大大超过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的承受能力。
     
    　　“如果作为长江生态系统中食物链顶级的物种白鱀豚没有了，那可以想见，长江会成为第二条黄河。”中科院水生所工程师魏卓说，他认为，中国保护白鱀豚的黄金时间已经错过。
     
    　　1997年，中科院院士刘建康、陈宜瑜报中央的《关于白鱀豚保护的几点想法和建议》提到，“长江中的人类活动保护渔业、航运、水利设施建设和环境污染等正在膨胀，这是白鱀豚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历年来收集到的白鱀豚标本中，90％以上的白鱀豚死因是这些人类活动直接造成的。由于这些活动增加的趋势在短期内无法逆转，白鱀豚已无法在长江中生存下去。”建议总结，“易地保护是白鱀豚保护的惟一选择和最后希望”。
     
    　　中国水利部原部长杨振怀说：“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只能看到枯黄的标本，而看不到活生生的白鱀豚，我们就是罪人。”
     
    白鱀豚保护的未来
     
    　　研究表明，由于缺乏生存竞争，白鱀豚的进化速度非常缓慢，因而白鱀豚在很多方面比大熊猫更多地保留了其祖先的特点。白鱀豚6－8岁性成熟，10月怀胎，一胎一仔，习惯以小家庭的形式生活。“在现今的长江环境里，白鱀豚的这些生理因素，显然对自身发展不利，”中科院水生所工程师魏卓说。
     
    　　国内外研究表明，迁地保护是保护白鱀豚最好的办法。而今天，即使是捕获一头白鱀豚也是极其不易的。捕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技术复杂、要求高、难度大。
     
    　　专家建议，应该由农业部组织全国统一的捕豚队伍，如果必要，可成立一个精干的全国白鱀豚保护协调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尽快和尽可能多地捕捞白鱀豚并放入天鹅洲保护区，此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1996年12月25日，我国第一个以珍稀水生动物为保护对象的基金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成立。成立当天，收到企事业单位捐款48.2万元。但今年1至5月，只收到9笔捐款，其中5笔是“爱淇”所捐。这位化名“爱淇”的贵州小伙子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每月向“淇淇”捐款，2002年“淇淇”去世后，他坚持每月捐款30元，正好是江豚一天的伙食费。
     
    　　“按照国家规定，基金会所募资金低于400万元者，应撤销，我们每年都是将别的科研项目所获的捐赠设备拿来凑数，才勉强生存。”魏卓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基金会秘书。
     
    　　作为白鱀豚的替代，江豚正实践着迁地保护的思路，按照中科院水生所的认识，天鹅洲长江故道里可以生活50头以上的江豚，这样就可以延续一个种群。但专家们的担忧也是挥之不去：“迁地保护的最终目的是（把江豚种群）放回自然，可我们的母亲河准备好了吗？”中科院院士刘建康和陈宜瑜指出，白鱀豚保护工作的成败与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特定物种的生死存亡的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衡量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力度的一个标志。
     
    　　“白鱀豚濒危的症结在于人类粗放利用长江资源和不合理干预长江水系生态系统，根本出路在于改进这种粗放利用和不合理干预。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每一次教训都需认真吸取，不要等到来不及了再行动，不能再让江豚成为白鱀豚。”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王丁说。
     
     
     
    1:17 PM | Add a comment | Read comments (1) | Permalink | Blog it | 生态

    麻风村的“希望小学”


    　　18年来教授数百名麻风病患者的子女，最希望自己的学生能走出大山
    　　18年前，31岁的王文福成为一所麻风病村小学惟一的代课老师。他教授的学生全部是麻风病患者的后代，在世人的歧视与冷眼中，王文福含辛茹苦，努力实践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承诺。
    　　王文福的努力与这所村小学的发展可以看作中国防治麻风病的一个缩影。经过数十年努力，中国人已一举甩掉“麻风”帽子。至1999年，我国98.6％的县市达到消除麻风目标，90％的县市已经实现基本消灭麻风的目标。近40万麻风患者经科学治疗获得新生，并逐渐被社会所接受。
     
    　　一堵红墙，四幢白房，中间围成一个操场，这是四川省越西县大营盘村的小学。1月27日，已是寒假第14天，学校依然热闹。
     
    　　暖阳下，十几个学生正围成一圈，争抢着把手中的材料递给中间坐着的男子。男子很瘦，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皱纹，他微笑着，手中的笔不时在材料上圈圈点点。
     
    　　“汪汪……”一只纯黑牧羊犬从屋里突然蹿出，直奔记者扑来。男子猛地站起喝道，“凯利”，牧羊犬乖乖地缩了回去。
     
    　　“我是王文福。你是哪位？”男子转过身来，声音很慢，也柔。
     
    　　“我把材料看完，你们回去重写一遍，有记号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改正。”在与记者交谈前，王文福对孩子们说道。孩子们风一般地散去。
     
    　　“跑什么？小心跌着。”王文福冲着孩子们的背影喊道，声音严厉而慈爱。
     
    　　作为代课老师，49岁的王文福已在这所学校任教18年。一个特殊的背景是，在这个小学就读过的数百个学生，无一例外是麻风病人的后代，没有一所公办学校愿意招收他们。
     
    　　几天前，有几位慈善人士表示愿意抚养一批麻风病人的子女，但需要孩子们写一份自我介绍，王文福说，他刚才看的材料就是孩子们的自我介绍。
    　　
    大山里的“麻风康复村”
     
    　　出越西县城，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后，被一条泥路挡住了去路。“到了。”司机说。这已是半山腰，海拔足有千米以上，一眼望去，梯田、泥楼、青山错落有致。
     
    　　一群孩子听到马达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涌出，睁大了眼睛盯着汽车。一边无意识地把手指伸进了嘴里，不多久，口水把那个手指吮吸得白白净净。
     
    　　孩子们差不多有几个月没有洗澡了，头发跟头皮紧紧地粘在一起，一直黑到脖子。看上去，衣服也该穿了一个冬天，面料上的图案和颜色已经分辨不清。
     
    　　这是阳光充足的一天，空气中飘荡着丝丝暖意。54岁的吉木克布席地而卧，看到陌生人来访，吉木克布用胳膊肘使劲一撑，借助墙壁的依靠，艰难地坐起，伸出不见手指的手臂来回摇摆，口中说着“你好”。
     
    　　不远处，一位老妇人在墙角打盹，周围簇拥着几个小孩，正专注地给老人捉虱。老人手指紧紧握起，和掌心连成一片。村里人说，从小时候起，她的手指就没有伸直过，与吉木克布一样，她也是麻风病人。
     
    　　当地村民介绍，大营盘村得名于“曾有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当地圆盘似的山坡上”的说法，上个世纪60年代，政府把全县的麻风病人集中安置到此，称之为“麻风康复村”，随着更多麻风病人的主动到来，大营盘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麻风村的称呼却名声远扬。
     
    　　在大营盘，全村三代人口一年四季都被束缚在田地上，而劳作一天的收入是1斤大米。大营盘的人们也很少走出村子，没有眉毛，手脚畸形，这使他们害怕遭到歧视，怕买不到商品，上不了汽车。40多年来，大营盘的人们在海拔千米之上，盖了房子、建了村子、养了家禽、种起了玉米、水稻、土豆、萝卜。他们相信，生活还得靠自己，靠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无私付出。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86年成立的大营盘小学一度因没有老师而开开停停。
     
    　　原越西县新民镇教办主任、大营盘小学创始人之一万永康回忆说，1986年，考虑到大营盘村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多，越西县教育局与县卫生局一起拨款8000余元，在大营盘设置了一所扫盲小学。但没有一个公办教师愿意前往任教，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任代课教师先后离开。正在万永康为大营盘小学找不到合适的代课老师而发愁时，有人推荐了王文福。没有太多的思考，王文福就同意了。
    　　
    一个篮球留住了他
     
    　　“我来这里那是意外。我当过苹果园的技术员，跑过运输，但没想过做老师，更没想过成为一名麻风村的老师。”王文福说。
     
    　　王文福家住越西县高桥村，离大营盘村仅隔半个多小时行程。9岁那年，母亲去世；不久，姐姐出嫁，父亲双目失明，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到王文福肩上。初中一毕业，王文福放弃学业，主动回家劳作。家里人的生活来源，全部落在8分稻田和2亩半的山地上。
     
    　　“那时，一年有四五个月断口粮，日子过得紧。”虽然知道麻风村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并无感染危险，但答应了去当老师的王文福心中仍承受着“思想压力”。
     
    　　“刚到大营盘小学做老师像做贼似的，就怕外人知道；好在外人只知道麻风村，不知道大营盘就是麻风村。”“前两位老师受不了外界的歧视，而且觉得工资少，他们选择了离去。王老师愿意来，我很感动，第一批招收的78个学生就有着落了。”时任越西县新民镇教办主任万永康说。
     
    　　1987年9月的一天，王文福整了整衣服，拿起书包到大营盘小学任教。走上讲台，几十双眼睛直向他看来，王文福回忆说，他当时不自觉地向后回避，当老师，他心里没底。
     
    　　“我学历低，只上过初中，也没有受过任何培训，所以担心误人子弟。”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学生都是彝族孩子，听不懂汉语，而王文福也听不懂学生的彝语。为此，王文福自己当起了学生，一点点学会彝语，再翻译成汉语教学。“感觉很狼狈。
     
    　　有时想起第二天的课，我就想逃避。”“主要原因是，大营盘与世隔绝40余年，所以王老师的教学困难可想而知。”万永康说，直到两年前，大营盘村才有了第一条通向外界的石头路面，可以让汽车和马车通过。
     
    　　太阳不知何时藏进了云里，起风了，王文福起身从办公桌下，取出一个球面凹凸不平的篮球，“去热热身子吧。”这么多年来，打篮球已成为王文福的习惯。
     
    　　听到操场上的篮球声，几个男孩闻声赶来，“一起玩吧。”王文福招呼着学生。
     
    　　“当时怕我熬不下去，教办找来一个旧的篮球，我又找来两根松木，向教办要了一个篮筐，在教室外的空地上竖起了一个篮球架。我教学生打球，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可以说，是那个篮球让我有了留下来的乐趣。”
    　　
    拥有动物“旁听生”的学校
     
    　　在越西县，大营盘小学是惟一一所特殊学校。2000年前，除教材由政府统一发放外，其他教育投入基本没有。越西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郑成忠的说法是“当时教育经费十分紧张，其他正规学校的教育投入也少得可怜。”王文福回忆说，当时因严重缺乏经费，大营盘小学的教学异常艰苦。整个学校就是一座红砖黑瓦的小屋，窗户没有玻璃，不同年级几个班的学生就挤在一个屋里上课。孩子们对教室的形容是“冬冷夏热”。
     
    　　起风时，房屋被吹得嘎吱嘎吱响；下雨时，屋内滴水，屋外淹水；下雪时，师生们点起木柴，围着火堆上课。王文福的休息室也一度被腾出，当做四年级教室使用。
     
    　　学校没有围墙，春天来了，操场上长满绿草，引来了牛、马、羊和家禽，学生在教室里上课，动物在草丛间戏耍。此情此景，让一位曾参观此地的台湾人士叹息：好一个拥有众多动物“旁听生”的学校。
     
    　　而学校对于学生，也没有严格的要求。“想来就来，今天哥哥来，明天弟弟来；上午姐姐来，下午妹妹来。”“特别是农忙时节，校园里只剩十多个人。学校也无法干涉，如果管得太严的话，学生会跑光的。”王文福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王文福就想尽办法吸引学生们到学校上课。
     
    　　彝族孩子喜欢唱歌，五音不全的王文福逼着自己学唱歌，学一首教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洪湖水，浪打浪》，只要歌声一响，好多孩子包括大人都会被吸引过来。
     
    　　学校没有体育用品，王文福从家里带来两根细直的竹木作为跳高杆；跳远沙坑里没有沙，王文福就带着学生从山下的河水中一点点地淘。
     
    　　村里只有一个人畜共饮的地下水池，用水很不方便，学生们很少洗脸刷牙，总是蓬头垢面来上课。有一次，王文福看到一只虱子在一名女生头发间穿梭，忍不住提醒她要回家洗头，不料女孩一连缺课三天，王去女孩家访才知道，女孩竟然将农药往头上喷洒灭虱，导致中毒。
     
    　　王文福很痛心。他知道，在一个贫困之地，个人卫生该是温饱解决后的问题。“学校没有厕所，通常学生要方便时会举手报告，我就说，‘去吧，跑远一点。’年纪大一点，真跑远一点，年纪小的，跑出教室就往地上一蹲。”
    　　
    饱受歧视的“癞子老师”
     
    　　“跟学生有感情了，家里的事情就管的少了。有人见了我们也开始回避。”1月27日，正在做饭的妻子嗔怪道。王文福站在一旁，憨笑着，想给妻子帮帮手，却被妻子赶出了厨房。
     
    　　“在大营盘教书，不仅要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更要面对巨大的思想压力。”原任越西县新民镇教办主任的万永康说，他在这方面非常理解王文福。
     
    　　18年来，王文福“代课老师”的身份一直未变。而且由于教授麻风病人的孩子，他也被人们叫“癞子老师”。谈起十多年来的经历，这位老师不知不觉中低下了头，眼睛一红，眼泪就滚了出来。
     
    　　王文福回忆说，刚来大营盘小学那段时间，他申请不到教育经费，经镇教办协调，他带着几个学生去华阳小学运取废弃的桌椅，可华阳小学的学生就是不让王文福的学生入校，还齐声骂“麻风娃”；在去大屯乡中心小学运取桌椅时，王文福让自己的学生呆在校外，自已进去搬，可里边的学生仍不让搬，说不让“癞子娃”坐，王文福搬出一张，就被抢回去一张。
     
    　　“心里真不是滋味。还是孩子啊！”王文福记得，那天带着学生回校，路上谁也没说话。
     
    　　1987年，王文福第一次参加镇教办举行的招待会。
     
    　　教办主任对王文福的介绍是“大营盘小学校长兼老师”，同桌老师不知大营盘为何村，向他敬了不少酒，那一次，王文福醉了。第二年，当王文福参加同样的招待会时，却没有老师愿意跟他同桌。
     
    　　“处在这样的环境，不敢主动和其他教师交往，后来干脆不吃那顿饭，开完会就回家。有时想不开，就想到外面去打工，但看到家长期待的目光，又舍不得走。”“农忙时节，学校里的大孩子经常主动帮我家干活，有的家长也来帮忙。平时放学后，我经常在学校周围挖一些野菜，小孩子老远看到就冲我叫着‘王老师’，唉，那种感觉真是……”此刻的王文福，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绽满笑容，他在搜寻合适的词汇形容自己的感受。“亲人的感觉”，王文福顿了一下补充道。
    　　
    王文福的遗憾和忧虑
     
    　　1月28日，12岁的男孩阿布拉拉爬上家门口柴堆，哥哥阿布尔哥从地上托起一捆柴火，举向空中，阿布拉拉麻利地接住。这已是一座高约2米，长约5米的柴堆。阿布拉拉的父亲说，整堆柴有4000斤左右，都是由两个儿子在一个多月里砍的。每天，兄弟俩来回七八里山路，砍回百余斤柴火。
     
    　　每年一月，当地村民都会上山砍柴，储备一年所需的柴火。“这边的孩子从小都得干活，不能下地的，就在家带孩子，或者放牛牧马。”村长阿而哈布说。
     
    　　1月23日，13岁的女孩地木伍加跟着同伴上山砍柴时失足摔下了悬崖。地木伍加是大营盘小学二年级学生。
     
    　　失去学生对于老师是件痛苦的事，以前，一个又一个学生辍学回家种田，王文福感受到“失去学生”的滋味，而这一次是“人彻底没了”的感受。
     
    　　在大营盘，像地木伍加这般年纪的孩子有近300人，可真正在大营盘小学上学的只有140人。
     
    　　让王文福遗憾的是，18年来，他所任职的这所小学从未出过一个毕业生，学历最高的也只是小学四年级。王文福一直认为，就个人能力而言，自己最有可能做到的，是不让这些孩子成为文盲。
     
    　　吉布衣布今年19岁，大营盘小学五年级学生，学习成绩在全班排名第二。前几天，刚与美姑县一位麻风病人的女孩结婚。而22岁的衣伙布都是大营盘小学六年级学生，今年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
     
    　　当地村民说，因为外界从不嫁娶麻风村的孩子，很多家长早早地在村子里为孩子物色对象，男女双方父母一旦认定，就会立刻定下娃娃亲。
     
    　　“孩子们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不利于他们学习，但又没办法，实在太穷太苦了。”王文福忧虑地说。
     
    　　有时为了让学生安心读书，学生家里碰上困难，王文福都会想办法解决。大营盘村民收入全靠种地，很多日子靠借贷过活。而借贷需要担保人，王文福成了求助最多的对象。如今，王文福已给大营盘村二三十户村民借款担保过。
     
    　　2003年，村子里第一次有人远行，此行是由一位慈善人士发起的，希望挑选两位年龄较大的学生去青岛接受职训。问题接踵而至，被挑中的毛木基和衣伙布都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出门很不方便。
     
    　　通过慈善人士的疏通，“好不容易办了‘流动人口证’、‘计划生育人口证’、‘健康证明’等一系列证件，最终换来的是一张临时身份证。”“走出去太难了！”王文福叹息道。
    　　
    王文福的转折点
     
    　　1999年，在王文福苦撑了12年后，政府给他的薪水从24元涨到56.5元。但光靠教书这点薪水，王文福根本无法撑起自己的家。1999年冬，王文福在经过痛苦的考虑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教职，出去打工。当时正值期末考试，有朋友在成都为他找了一个电焊工的职位。但打工最终没能付诸实施，王文福说是一个远方的朋友改变了他的想法。
     
    　　王文福所说的朋友叫张平宜，她资助了大营盘小学，把教学楼修葺一新，并建起了食堂、浴室、办公室和厕所，还竖起了篮球架。张平宜希望王文福能留下来，把大营盘小学搞得更好。
     
    　　重新留在大营盘，这被王文福看做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他说他一直盼望的学校重建终于变成了现实，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走出大山，上中学，考大学，今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000年以来，新建的大营盘小学发展迅速，已拥有一到六年级的138名学生，8名正式教师、3名代课老师。今年的期末考试，大营盘小学六年级数学在片区排名第一，语文在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总体成绩在片区位于中上。
     
    　　“原来受到的更多是歧视，现在得到的是肯定和爱，孩子们也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大营盘现任校长罗桂平说。
     
    　　麻风病人的孩子们也在憧憬着未来。15岁的吉皮药布在作文中写道：“希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再用所学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目。”而在他的一幅画中，有整齐的房子、茁壮成长的庄稼和遍地的牛羊和家禽。
     
    　　据介绍，今年6月，大营盘小学将迎来建校19年来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共14人。
     
    　　“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王文福说。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现在爸爸比以前更爱笑了。”王文福的小女儿王翠莲说。
     
    　　除了工作上的满足与顺利，王文福的幸福还来自家庭。除了大女儿在小学六年级就主动辍学维持家务外，二女儿现就读于西昌师专，今年6月毕业，即将来大营盘小学任教；小女儿王翠莲也表示要好好读书，争取能考上大学。
     
    　　王文福的这番幸福，被万永康称之为“久讨口，总会碰到墩包肉”。而王文福对万的此番见识，只是一味地憨笑。
     
    　　山里的暮色降临很晚，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天色依然亮白。关好学校的大门，王文福走进了宿舍。一碗玉米面、一叠酸菜、几个油炸土豆片，这是他的晚餐。寒假里，王文福依然每天住校。“学校的今天来之不易，这里是大营盘的希望。”他说。
     
     
     
    1:14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调查

    求解盐城之灾：天气预报与龙卷风赛跑

     
          专家解释龙卷风冰雹集中该地区的原因，天灾探测及预警目前尚为世界性难题
    　　4天之内，龙卷风、冰雹连袭盐城，因为无法准确预报灾害，人们只能被动接受灾后的现实。灾害预警仍是世界性难题，人类在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在防灾手段提高上与自然赛跑。
     
    　　太阳突然藏进云层，老水牛怎么也不肯进屋。远处传来刺耳的“呜呜”声，百米开外，一排白杨树发出拦腰折断的“噼啪”声。
     
    　　“我一回头么，就看到一股黑云直往我这边压过来。
     
    　　我马上抱住旁边的一棵树，感到自己被风直往上抬。也就十几秒钟，我一回头，发现自家三间房子不见了。”对江苏盐城市建湖县上冈镇大志村村民张少云来说，4月20日下午5时的一幕将成为他一生难忘的情景，当时，一股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了盐城市的多个县市，所到之处房倒屋塌。事隔4天后，一场冰雹袭击盐城。
     
    　　随后，盐城境内全面遭受龙卷风和冰雹侵袭。
     
    　　“这次灾害天气现象之多，范围之广，强度之大是始料不及的。在历史同期也是十分罕见的。”盐城市气象局一位徐姓副局长说。
     
    　　从历史上看，因盐闻名的盐城对龙卷风并不陌生。
     
    　　史料记载，古代盐城所在盐阜平原上龙卷风等自然灾害曾频繁发生。江苏省气象台强对流天气研究专家沈树勤认为，这跟盐阜平原的地理条件有关。
     
    　　据统计，江苏平均每年10.2次龙卷风天气，多发在盐城，以致当地农民认识到，龙卷风和冰雹跟农药化肥一样，也是种地的成本。
     
    　　从现在来看，对龙卷风这样的灾害天气进行准确预防，对气象部门来说还是难以企及。
    　　
    龙卷风来了
     
    　　大志村是4月20日那场龙卷风肆虐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当天下午5时左右，42岁的村民姚守力看到天上形成了一个漏斗状云体，并向地面伸出一根又细又长的“象鼻子”。
     
    　　“看上去很重，似乎要从天上掉下来。”姚守力说，“象鼻子”直径有十几米，顷刻间，栅栏、屋顶、墙壁、电视机、餐具、家禽，全都离开了地面，消失在这团灰色的直径达十多米的旋风柱体中。
     
    　　所有的物体在高速行进的龙卷风中旋转，皆成碎片。
     
    　　在大志村，废墟在地面构成一个残缺的椭圆，在东南方向露出一个“缺口”。沿圆周一线，是折断的树干、坍塌的墙壁和破碎的家具，而位于圆周以内的建筑和树木基本完好。“这是龙卷风一路刮过去留下的。”大志村教师王为兆说。
     
    　　“你可以把龙卷风想象成一杯茶水，用一根细棍在茶杯里搅一下，中间就会形成一个漩涡，此时中心气压非常非常低，周围的茶叶自然往中间跑，然后往上升，这就是龙卷风周围的人和物易被吸入其中的道理。”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余志豪教授说。
     
    　　盐城气象部门对此次龙卷风生成的解释是，龙卷风在洪泽湖酝酿，从西北往东南渐行，在建湖登陆，时而直行，时而绕行。
     
    　　按气象部门的数据，龙卷风席卷了建湖县庆丰、上冈和冈西部分村庄，前后延伸约15公里后消失，天空飘起了雨。没有人知道这次龙卷风有多大，人们只能从龙卷风一路袭来留下的碎片来感知它的大小与强度。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谈哲敏说，因为龙卷风发生至消散的时间短，影响范围比较小，以至于现有固定位置的探测仪器很难对龙卷风进行准确的观测。
    　　
    冰雹也来了
     
    　　龙卷风过后4天，一场伴有龙卷风的冰雹雨又向盐城砸来。
     
    　　4月24日晚8时开始的大风和屋顶的“噼啪”声，使滨海县莫湾村人很少有人能安然入睡。第二天一大早，村民们开门一看，地上已是满满一层冰雹，屋前的杨树叶满目斑驳，像被虫子啃过。
     
    　　“有的只比鸡蛋稍微小点，大多像蚕豆这么大。”村民顾光说。当天下午，村边的麦田里依然可以捧到整把的冰雹。
     
    　　麦穗全都耷拉着，而油菜和蚕豆已被打了个稀烂。村委会主任陈德华介绍，全村4100多亩地，80％以上绝收。
     
    　　“一般来说，龙卷风和冰雹是两种不同的天气现象，但在一定天气条件下，龙卷风产生后，会夹杂冰雹的产生。”余志豪教授的理解是，龙卷风和冰雹形成条件有相似之处。余志豪说：“龙卷风和冰雹形成的必然条件之一是上升的热气流，就像在烧一锅水，烧开后必然起泡泡，形成对流气体。
     
    　　所以龙卷风一般发生在午后，经过太阳的辐射，这个时候地表热力条件好，上升的气流与高空的冷空气汇合，加剧对流。”5月2日，在南京大学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谈哲敏教授运用计算机数值模拟的图像演示了冰雹形成过程。
     
    　　“在大气零度层以上，冰晶、雪花吸附水汽，相互碰撞，就像来回滚雪球，滚大了就成了冰雹，大气支撑不住就往下掉，掉下来又被上升的气流推上去，来回往复，期间也有蒸发，最后掉了下来。冰雹的形成，就如怀胎，时间越久，冰雹越大。”
    　　
    为何是盐城
     
    　　盐城市民政局统计，此次龙卷风和冰雹灾害吞噬了104个乡镇12万公顷的耕地，247万人受灾，13人死亡，825人受伤，9094间房屋倒塌，19.82万只（头）家禽家畜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4.2亿元。
     
    　　盐城市气象局一位徐姓副局长认为，这次灾难天气在历史同期十分罕见，“以前龙卷风主要出现在七八月份。今年提前到4月。”但在盐城当地人看来，这样的灾害以前也经常发生，只不过这次更为剧烈，更加密集。
     
    　　盐城民政局出具的一份《关于我市连续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情况汇报》指出，本次灾害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灾害发生时间早。盐城去年首次发生灾害时间是6月26日，今年不仅提前，并在一周内连发三次。二是多种灾害并发。三是受害范围广。四是受灾损失严重。
     
    　　徐副局长介绍，灾害发生时，高空吹的是西北风，弱冷空气往盐城地区渗透，地面吹的是西南风，低层属暖气团，这样形成高低层冷暖气流交汇。按照徐的理解，这样一个大的气象形势一直维持在盐城上空，直接造成了一周内3次强灾害天气。
     
    　　江苏省气象台强对流天气研究专家沈树勤通过雷达观测，在4月25日那次强对流天气中，安徽境内一个几公里长的对流云团，向江苏发展，与山东一个向江苏境内发展的对流云团遭遇，两块云团在16：30－17：30之间在盐城地区汇合后强度急速增强。于是，龙卷风和冰雹一起袭来。
     
    　　据沈介绍，每年初夏，是江苏省龙卷风冰雹天气多发期。就分布来看，全省主要有两个“雹窝”。一个是省东北部，包括连云港、盐城北部一些县市，这是频率最高的地方；第二个是南通半岛地区，比上个地区弱一点。
     
    　　沈认为，这跟盐阜平原的地理条件有关。他说，盐城东部，在陆地与海岸线近20公里的区域内，多为盐碱地，对太阳温度吸收较弱；在淮河以北，大运河以西地带多为沙降黑土（射阳、泗阳以西地区），最高温度可达五六十摄氏度；另一部分地为黄潮土。三个不同土壤分布带，造成盐城地区对太阳反射强度不一，地表温度不一，热力分布不均匀，对流增强。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余志豪教授分析说，苏北地区处在南方雨带和北方高温区的过渡地带，天气容易出现不稳定力量。“我们小时候玩竹蜻蜓，双手往相反方向一搓，竹蜻蜓就飞了出去。龙卷风的形成，也需要这么一股初始动力。”他说，“如果能找到促成龙卷风的初始动力，或许对龙卷风的预测和防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天气预报的作用
     
    　　5月1日，一位60多岁的老人正在修建被龙卷风刮倒的房屋，在他看来，天空从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平静，“那里总有一些意外发生”。老人摇了摇头，不愿再讲。
     
    　　几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每次遭遇龙卷风之后，又等着下次龙卷风的突然袭击。农民仍然在原地重新搭建新房，没有多少人愿意搬迁。这次龙卷风灾害，大志村受灾较重，政府建议受灾村民集中改建房屋，但应者寥寥。
     
    　　50岁的顾玉加是建湖县上冈镇人，51年前，顾尚未出生，他的哥哥就死于龙卷风。哥哥当时6岁，被龙卷风卷起的砖块砸死。还有一次是20年前，龙卷风经过顾玉加所在村庄，但没有进村。
     
    　　这一次，顾玉加躲在家里，在房子瓦片被掀走的瞬间，他从屋里跑了出来，风抬起他150多斤的身体，离地面一尺多高，飞出十米开外，顾玉加重重地摔向地面，他的背被戳了一个洞。
     
    　　顾玉加说，每次龙卷风都是突然来袭，让人们猝不及防，他希望天气预报能起到作用，准确预报出龙卷风的来袭。
     
    　　但气象部门对此并不乐观。盐城市气象局一位官员就认为，“像预报台风、降水那样，提前数小时甚至提前几天来预报龙卷风几乎不可能。即使是美国这样的龙卷风预警先进国家，龙卷风的预警时间也只有10分钟。”“因为龙卷风雹云团是稍纵即逝的，常规气象雷达一般一小时预报一次，很有可能龙卷风在雷达扫描的间隔里发生、发展、消失了。”一位气象专家说。据了解，我国各地气象台用于预报天气情况的设备是常规气象雷达。
     
    　　气象卫星对于龙卷风也无能为力。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多普勒雷达，可以测定风速、风害，为龙卷风的预报及减灾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在美国，已经建立了由100多部多普勒雷达构成的雷达网，密切关注美国各地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对龙卷风进行预报以防灾。
     
    　　而我国的北京、上海、厦门、福州等地已经建成了多普勒雷达观测站，最终将在全国建成由100多部多普勒雷达构成的雷达观测网。江苏共有4台多普勒雷达，但据业内人士透露，多半时间，雷达并非处于24小时开机状态。“龙卷风和冰雹并非国内主要灾害天气。”一位业内人士说。
    　　
    “一粒沙子”
     
    　　4月30日，建湖县一位老农已经在自己搭建的塑料窝棚睡了10个夜晚，在这次龙卷风雹中，他家去年才装修的房子化为瓦砾。“现在听到风就害怕，一切又得重新开始。”灾后，政府送来了大米和干面，“我们其实缺的不是这个。”老人叹道。
     
    　　按这位老人所说，最希望的是信息的畅通，这样就能早点预防，减少损失。
     
    　　盐城气象部门曾试图通过更新设备达到准确预测灾害性天气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样还不够。“人与天气斗，必输无疑。”一位气象专家说。这样的尴尬已远非盐城气象部门所独有，以致气象专家不断呼吁，“只有专业化的预警通报系统的建立才能把灾害减小到最小范围。”“突发性和不可抗拒性是这种天气的最大特点，”盐城气象局徐副局长说，“探测手段和预警能力虽然在提高，但依然赶不上千变万化的天气。现在关键是信息能及时向社会辐射，让人们在第一时间收到警告。”他感慨说，4月20日因龙卷风身亡的主要是老人，而且主要在农村，他们无法及时获取信息。
     
    　　余志豪教授依然记得，年轻时在江苏赣榆县，看到黄黑色的云，似乎要刮龙卷风或者下冰雹时，人们会爬上山头，敲锣打鼓，大声呐喊，这样形成的声波，在云层中促使雨滴碰撞积大，及早下落，以免形成冰雹等灾害。
     
    　　目前，已有学界专家呼吁运用人工增雨的方式向高空发射火箭，让水汽及早形成大的雨滴降落，及早把冰雹等灾害“扼杀在摇篮里”，“这在原理上是说得通的，但真正的效果还得看实践情况。”余志豪教授说。
     
    　　盐城市委一位官员介绍，当地农村灾民没有一人上农业保险。
     
    　　“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谈哲敏说，国外许多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研究经费研究自然灾害，因为国外农村居民都进行了保险，一旦遭遇龙卷风等灾害，保险公司为此付出很多，因此，他们宁可花巨资投入龙卷风研究，寻找应对方法。
     
    　　盐城市民政局救灾处彭处长主持过多年盐城地区龙卷风灾后救济工作，他的感慨是，人与自然斗，民政永远是一个善后部门。
     
    　　“人们总是忽略大气的存在。人们呼吸空气，却也污染了空气。现在空气似乎在发怒。”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感叹道。
     
    　　“经济越发展，灾害的成本会越大。”谈哲敏说，“人类必须了解自然，也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决不要老想着改造自然。人是渺小的，一粒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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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祥林案有罪推定全记录

    by 刘炳路 吴学军
     
        目前已被国内司法界抛弃的有罪推定观念，11年前是如何在这宗“杀妻”案的具体流程中，对当事人和司法者两方产生深远的伤害
     
    　　2005年4月13日，晴，湖北京山县人民法院门前春日朗照。
     
    　　来自全国120多家传媒的200多名记者聚集在这条20米宽的街道上，同样希望见证这个冤案昭雪过程者，还包括数千名当地群众。
     
    　　上午9时至10时40分，案件重审程序完成，佘祥林得到了他的清白，被宣布无罪开释，虽然他为此已付出3995天囚禁的代价。
     
    　　已公开的消息证明，在3月28日佘祥林前妻张在玉出现后，这个显而易见的“杀妻”冤案，以最快的速度被纠正。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为此作出了专门批示，荆门市委书记袁良宽随后登门看望佘父，表达歉意。
     
    　　在佘祥林夫妻双方的故事被广泛披露之后，冤案的成因仍构成公众的关注焦点，4月7日，一篇新华社通讯对佘案司法程序中的症结给予了明确剖析，有罪推定、先定后审和非法取证三点教训已成为湖北司法界人士对佘案的共识。
     
    　　佘祥林案重审之前，《新京报》记者通过有关渠道查阅案件卷宗，力图从事实层面还原佘案11年前的司法过程，为关注此案的社会公众和司法人士提供完整样本，以反思目前已被国内司法界抛弃的有罪推定观念，当时是如何在案件的具体流程中，对当事人和司法者两方产生深远的伤害。
     
    辨认尸体
     
    　　张在生曾提及，当时他们提出进一步确认尸体，当地警方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让张家出两万元做亲子鉴定，“不出钱，我们也就相信了。”
     
    　　1994年4月11日上午11时，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在吕冲村附近一堰塘里发现一具女尸浮在水面上，报案的为该村九组组长罗东官和村民程爱平，女尸是程爱平送孩子上学返家的路上发现的。保存在京山县法院的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卷宗记载，当天下午2时45分，雁门口镇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
     
    　　此前，1994年1月20日晚上，佘祥林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张在玉的表姐在1月22日报案，但一直未能找到。
     
    　　在辨认无名女尸是否为张在玉的过程中，佘祥林及其哥哥并未见到尸体。
     
    　　根据佘祥林的回忆，1994年4月11日晚上，当时在马店派出所当治安巡逻员的他被带至一家宾馆。在这家宾馆里，时任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卢定成告诉佘祥林，“你的妻子已经找到，是属他杀，你要接受我们的审查。”
     
    　　“当我听说妻子已找到，是属他杀的消息时，如五雷轰顶，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再三向侦查员提出要去见我妻子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如愿。”在佘祥林1998年写就的一份申诉材料中写到，“直到今天，依然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不是我的妻子张在玉。”
     
    　　佘祥林的哥哥佘锁林介绍，当时他们并未看到尸体，在问派出所凭什么认定时，警察的回答是，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错。
     
    　　张在玉的哥哥曾去认尸，但尸体当时已高度腐烂。
     
    　　今年4月4日，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回忆，当日他被警方叫去认尸，看到死者面貌已浮肿难辨，并看到死者身高、胖瘦、头发扎法和妹妹很像，认为死者是张在玉。
     
    　　根据当时专案组成员曾忠的介绍，张在玉的母亲当时一口认定死者为张在玉，在未见到死者的身体前，即说出了身体上的一些特征，如身上有生小孩做手术时留下的刀疤等等，这与此后尸检情况一致。
     
    　　确认死者身份的另一手段是进行DNA检测。
     
    　　张在生曾提及，当时他们提出进一步确认尸体，当地警方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让张家出两万元做亲子鉴定，“不出钱，我们也就相信了。”
     
    　　“当时条件不好，但也应该进行DNA检测。”谈及当时认尸过程，京山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今年四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懊悔。
     
    　　根据案卷记载，下午5时，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指导员任朝斌、刑警毕超以及技术员李甫泽等赶赴现场。与此同时，佘祥林已经被警方确定为嫌疑人，当晚即将其带至一宾馆进行审查。
     
    　　文件记载，当时京山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佘祥林突审，时任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韩友华任专案组组长，刑警大队大队长卢定成为副组长，成员包括任朝斌、何泽亮、毕超、曾忠、唐开斯、吴中华、李义忠、潘余均等人。
     
    　　11天后，由京山县公安局法医出具的鉴定书显示，死者系佘祥林妻子张在玉，1993年1月20日晚上从家出走，系被钝器击伤后沉入水中溺水窒息而亡，并从腹内提取有硅藻之类。
     
    　　4月22日，佘祥林被刑事拘留，4月28日，被逮捕。
     
    四种作案方式
     
    　　“就这样，他们不停的对我进行毒打、体罚、提示，为避免酷刑的折磨，我再次编造了当晚寻找妻子回家途中在关桥水库碰到我妻子作的案。”
     
    　　从佘祥林案的卷宗中可以看到，1994年4月11日至4月22日，11天的审讯之中，佘祥林供出了四种作案方式。这在后来的审判中曾被当作疑点提出。
     
    　　第一种作案方式简述为：1993年腊月初九（1994年1月20日）晚上，佘祥林将张在玉带出门，顺手在大门边拿出一根板车撬棒，将张带至雁门口镇红旗碎石厂山坡，将张打死埋入水沟。
     
    　　第二种作案方式简述为：腊月初九，佘祥林看到魏太平（佘的好友，当时在雁门口镇交通管理站上班）在雁门口镇兽医站门口对面打桌球，佘便将张在玉交给魏太平让其带走，魏将张带至长岗村二组抽水机房，腊月十二，佘祥林和魏太平用石头将张打死，沉入水中。
     
    　　第三种方式为：1993年腊月初九，佘祥林在雁门口镇兽医站碰到魏太平，让魏太平晚上11点到家里说点事情，当晚，佘和魏将张在玉带到长岗村二组抽水机房外，给张换好衣服，再带至吕冲九组窑凹坝山用石头将张打死，然后用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将张沉入水中。
     
    　　警方认为第一种是假口供，因为张的尸体不在水沟，是佘祥林试探性地看警方能否找到尸体。第二、三种作案方式随后也被否定。证据是，长岗村二组胡明德（男，65岁）讲述，这几天晚上他都在抽水机房睡觉，没有间隔一天，且机房白天上锁，另外，张在玉也不可能和魏单独出走。此后，当地医院也出具证明，张在玉失踪那几天，魏太平正在医院打针吃药，不具备作案时间。
     
    　　这样，佘祥林供述的第四种情况，被警方认定“符合案件客观事实”：1994年1月20日晚10时许，佘将精神失常的妻子从床上拉起来，带到一处瓜棚里关起来。
     
    　　第二天凌晨两点半，佘将六岁的女儿抱到父母房内，谎称妻子出走了，然后以外出寻找妻子为由，拿着手电筒、麻绳和张在玉的毛裤，推着自行车出门，来到瓜棚内，给妻子换了一身衣服。然后他把妻子带到吕冲村九组那处池塘边，趁张不备，用石头猛击张的头、面部至张不能动弹，将张拖到堰塘的东北角，用麻绳将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绑附其身沉入水中。次日下午将从张身上换下的衣服全部放在自家灶里烧毁。
     
    　　此供述的时间为1994年4月20日。
     
    　　佘祥林的说法是，这些供述是在警方的诱供和刑讯逼供下被迫做出的。
    　　“我敢说那10天11夜的痛苦滋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鼻子多次被打破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我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长期蹲马步，还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脚骨。”这是佘祥林申诉材料中的一段文字。对这11天的审讯，他多次在申诉材料中提及。
     
    　　“你把尸体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你把尸体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把水抽干。”佘祥林在1998年的申诉材料中写到，“从那位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地‘把水抽干’及‘那个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的问话中，我已经猜到了在关桥水库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的经过。”
     
    　　“就这样，他们不停的对我进行毒打、体罚、提示，为避免酷刑的折磨，我再次编造了当晚寻找妻子回家途中在关桥水库碰到我妻子作的案。”
     
    　　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时，这一疑点被专家指出：“被告人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四、五种，内容各不相同，在没有充分证据和理由的前提下，仅择其一种认定不妥。”
     
    　　但在案件卷宗中，京山县公安局给出的解释是，佘祥林在派出所当过治安员，从审查他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具有反侦查和反审讯能力，不可能一次性彻底交待清楚，佘是试探性的供述，挤牙膏式的交待，故有多种供述。
     
    路线图
     
    　　佘祥林回忆说，当时，刑警队指导员见他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他拉到写字台旁，边讲解如何走边给他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
     
    　　案卷显示，1994年4月21日晚，佘祥林曾被警方带去指认作案现场。这被认为是佘祥林案件的关键环节之一。
     
    　　“佘祥林能够在夜间带着专案组的民警拐来拐去爬过两座山绕到案发的池塘边，准确地指认出现场，让专案民警相信案件确实是佘祥林所为。”4月5日，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处处长李燕林如此转述原案件负责人韩友华的看法。
     
    　　案卷中京山县公安局的一份材料描述了当日辨认现场的经过：“在公安局副局长韩友华的组织下，由检察院批捕科科长彭涛、公安局预审科科长邓年高、预审员马文祥等12人组成的专班，由佘祥林引着沿其作案的路线行走。晚上八点从何场村九组出发，佘祥林把我们引到一件放过蛇皮袋关过张在玉的瓜棚，门朝东，门上无锁，内有木床，和佘祥林交待的一样。
     
    　　经过雁门口镇街上，沿着汉宜公路向东走500米，沿一土路往吕冲九组走到一叉路口，继续走了1里，佘发现错了，返回岔路口，又往东走看到一座山，走完这座山又顺路走上另一山，然后到一池塘，佘说在离堰（池塘边）30米处将张打死的，然后沉尸。”
     
    　　京山县公安局材料证明，此段路程共11公里，且经过两个山顶，当日下着小雨，佘祥林能找到现场，并附有一份行走路线图，因此认定佘祥林作案真实可信。
     
    　　但对此段经过，佘祥林回忆说，在1994年4月15日刑警大队民警对他审讯时，刑警队指导员见他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他拉到写字台旁，边讲解如何走边给他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佘说当时另有两名侦查员在场。
     
    　　佘祥林说，之后，该指导员还叫他仿画了一张给刑警大队长卢定成看。
     
    　　“尽管他们曾给我画了行走路线图，我还是无法带他们去，因我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被带到关桥下车，他们就将双腿被毒打的高度浮肿根本无法行走且处于昏睡状态的我架下车。”佘祥林在1998年的申诉材料中记录了指认现场的经过。在两次走错了方向之后，一名刑警给了佘祥林一个手电筒，“并再三叮嘱我往回走注意左边的路口……实在找不到路口时，天下起了雨，刑警队的曾忠和雁门口镇派出所一民警直接架着我朝山上走，在我的前面50米左右还有两个人带路，一个是何泽亮，一个记不清名字了。”
     
    　　按照佘祥林的叙述，两名民警架着佘祥林翻过了两座小山，来到一池塘边。
     
    　　在此后对佘祥林的审讯笔录中也曾提到过相似情节，但并未引起司法机关的注意。在1995年10月京山县公安局对佘祥林的一次突审中，佘的笔录显示，对杀人现场和沉尸点的指认，他是“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但现场并没有石头”，之后有人抬着他的胳膊指着池塘一个方向照的相。
     
    “良心证明”
     
    　　“出了那个证明后，我以为公安会来村里调查核实这件事，但是他们没有来。”倪乐平说。
     
    　　相反，与这份证明相关的四人后来均以涉嫌“包庇”等罪名被羁押和监视居住。
     
    　　1994年9月22日，原湖北省荆州检察院以“荆刑起第129号”向荆州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佘祥林故意杀人，时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提出上诉。
     
    　　在此期间，一份“良心证明”出现，说明有人曾见过一个与张在玉相貌特征相像的疯女子。这一情节对于佘祥林案来说相当关键，但这份证明并未获得司法机关的查实。
     
    　　这份证明的出具者倪乐平，当时的身份是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党支部副书记。今年4月7日，他回忆说，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听说村子里曾有一个30来岁的女子，跟张在玉非常相像，便和儿子佘锁林跑来询问。“她拿着儿媳的照片给我们看，确实跟村里出现的神经病女子像。”
     
    　　在此情况下，倪乐平出具了这份证明，并盖上了“中共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支部委员会”的印章。具体内容为：“我村八组倪新海、倪柏青、李青枝、聂孝仁等人于10月中旬在本组发现一精神病妇女，年龄30岁左右，京山口音，身高1.5米左右，油黑脸，她本人说她姓张，家里有一六岁女孩，因走亲戚而迷失方向，其神情状况与（杨）五香反映的基本一样，关在该组倪新海家中二天一夜，而后去向不明，特此证明，请查证。”
     
    　　1995年初开始，一封落款日期为1994年12月29日的申诉状和上述的“良心证明”被寄送到湖北省高院、湖北省检察院等诸多部门。
     
    　　“出了那个证明后，我以为公安会来村里调查核实这件事，但是他们没有来。”倪乐平说。
     
    　　相反，与这份证明相关的四人后来均以涉嫌“包庇”等罪名被羁押和监视居住。
     
    　　今年4月5日，记者在荆门市政法委一份关于佘祥林案的内部材料上看到，京山县公安局在办理佘祥林案时，曾以涉嫌共同犯罪和包庇对杨五香、聂麦青、佘锁林、倪新海等人监视居住、羁押等。
     
    　　1996年2月7日，湖北荆沙市人民检察院还以“鄂荆检刑（1996）第17号”公诉书向荆州中级人员法院公诉佘祥林故意杀人、杨五香犯包庇罪。
     
    　　荆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五香为使其子逃避司法机关的严惩，指使天门市农民聂麦青和倪新海为其出具虚假证明，捏造了张在玉尚活在人世的事实，为其子佘祥林开脱罪责，违犯司法公正，犯包庇罪。”
     
    　　1996年6月，杨五香被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三个多月后，在家中病逝。杨去世后两年，1998年4月3日，京山县公安局才对她撤案。
     
    　　佘锁林也被羁押，他回忆自己拿着这份证明和申诉材料去找办案民警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多了”。
     
    　　“如果他们调查一下，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张在玉的一个弟弟说。
     
    省高院的疑问
     
    　　除供述内容反复、证据锁链无法形成及无法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的可能外，省高院特别提出了两个疑点，即凶器的去向和蛇皮袋提取笔录的证明力的问题。
     
    　　在良心证明出现的同时，湖北省高院于1995年1月6日对佘祥林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在这份“（1995）鄂刑一函字第2号”的裁定书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列举了五方面的主要问题。事后看来，这些问题均切中要害。
     
    　　除供述内容反复、证据锁链无法形成及无法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的可能外，省高院特别提出了两个疑点，即凶器的去向和蛇皮袋提取笔录的证明力的问题。
     
    　　省高院指出，在荆州地区中院的定案量刑中最重要依据是，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但从卷内材料看，被告人佘祥林供述这一情节是在警方提取蛇皮袋等物证之后。
     
    　　湖北省高院指出，1994年4月16日佘仅供述在三轮车上捡一蛇皮袋，并未供述用蛇皮袋和石头沉尸；4月20日佘祥林才交待是自己用蛇皮袋装四块石头沉尸。
     
    　　但提取笔录却记载：根据佘的交待，4月16日抽堰塘水，4月17日提取蛇皮袋。
     
    　　湖北省高院载明，曾就此疑问在二审时调查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毕超，毕回忆，当时的情况是一边在审讯佘，一边在组织人员抽干堰塘，抽堰塘是因为发现尸体腹部有索痕且无青苔，故推断水中可能有沉尸物。
     
    　　因此，实际情况与提取笔录所记载的不符。
     
    　　对此，湖北省高院最后下的结论是，“这一证据的证明力值得研究。”
    　　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则陈述了供述蛇皮袋“作案”的过程：当时，那位指导员问“那个袋子是麻袋吗？”佘便猜到肯定是用袋子装着沉尸，最后说到蛇皮袋时，民警便不再发问。
     
    　　对蛇皮袋子如何装尸，佘祥林又猜测了多种说法。
     
    　　佘在申诉材料中写到，他供述袋子中装了一块石头，两块，三块，“在我说到第四块石头时，他们才停止了对我的折磨”。
     
    　　关于用于沉尸的蛇皮袋，另一疑点是，对佘祥林所交待的蛇皮袋的来源，司法机关一直无法查证。
     
    　　在佘祥林一审判决时，荆州检察院的起诉中认定蛇皮袋的来源为，1994年1月17日，被告人佘祥林从马店镇乘坐三轮出租车回雁门口镇何场村下车，见车上有一蛇皮袋，袋内装有几件衣物，便将袋子提下车放到白湾一瓜棚内回家。
     
    　　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后，1995年5月8日，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原荆州地区检察院补充侦查。
     
    　　1995年5月15日，原荆州地区检察院将此案退回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其中专门提出，要求其查清被告人佘祥林所捡蛇皮袋及衣物的来源。
     
    　　其后，京山县检察院要求京山县公安局补充侦查。
     
    　　对于蛇皮袋失主的查找，京山县公安局在补充侦查材料中表示，“1994年4月20日到4月22日，我们专门安排专人调查雁门口跑熊店的三轮客运车共计45辆，逐一走访，无人发现坐车旅客在1993年腊月初丢失过衣服鞋子和蛇皮袋，同一时间，又安排专人对雁门口和何场九组公路沿线涉及的三个村庄调查走访，也没有人反映在此期间丢失过装衣鞋的蛇皮袋。”
     
    　　而佘祥林在1998年的申诉材料中写到，当时他实在无法供出蛇皮袋来源及杀人情况，就说“我确实没有杀人，确实说不清楚，你们干脆把我打死算了。”佘祥林所述审讯人员的答复是“打死你了还不是个畏罪自杀，再说成你想抢我们的枪拒捕，将你就地正法。”
     
    　　佘祥林说在此情况下他才作了“违心供述”，并编造了在车上捡到蛇皮袋的情况。
     
    　　“其实从马店回雁门口坐班车（回何场村）都要转两次，哪里有什么三轮出租车，那个地的车我都认识，司机也都认识我，为什么我都敢承认人是我杀的，而捡到蛇皮袋的三轮车和司机到现在都没有？”1998年，佘祥林在监狱服刑所写的申诉材料写到。
     
    凶器的去向
     
    　　佘祥林解释，他曾供述用木棒杀人，但因为警方非要他交待木棒来源和去向，无法交待便改称用石头行凶，他联想到池塘边应该到处都是石头。但此后，佘祥林指认现场时，发现现场并无石头。
     
    　　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凶器的去向也成为重要的疑问之一。在退回补充侦查时，原荆州地区检察院也专门要求京山县检察院补充杀人现场和杀人凶器的有关材料。
     
    　　事实上，在佘祥林被刑拘之前接受审查的11天中，即供述了三种作案工具，一种是用棍棒将张打死，一种是用绳子将张勒死，最后一种是用石头将张砸死。
     
    　　最后，京山县公安局采信用石头砸死的说法。
     
    　　佘祥林解释，他曾供述用木棒杀人，但因为警方非要他交待木棒来源和去向，无法交待便改称用石头行凶，他联想到池塘边应该到处都是石头。
     
    　　但此后，佘祥林指认现场时，发现现场并无石头。
     
    　　此后，这块被用来行凶的石头，一直未能找到。
     
    　　在补充侦查的材料中，京山县公安局的解释是，被告人佘祥林多次交待使用的是石头，根据法医鉴定死者张在玉头部有六处创缘不规则的伤口，佘祥林用石头作案符合案件客观实际，故认为凶器为石头。
     
    　　对于始终未能找到用于行凶的石头，京山县公安局提出，“作案在深夜，遍山都是石头，就地取材，佘祥林现在也不能确认，交待的作案时间和发案时间已有三月之久，所以无法寻找凶器。”
     
    　　经过约1年的补充侦查，1996年2月7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送原荆沙市检察院起诉，同年5月8日，原荆沙市中院以“退查后均无解决实际问题，疑点无法排除”为由，将此案再次退查。
     
    　　案卷显示，1996年10月，京山县公安局组成以副局长韩友华挂帅的11人调查小组，在10月7日将佘祥林带到“温泉山庄”进行审讯。
     
    　　“我没有杀人，精神和肉体上都受不了当时的压力，就承认了杀人。”这是佘祥林当时审讯笔录中的一句话，由时任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韩友华、民警吴运江讯问，民警吴志明记录。
     
    　　1996年10月14日由京山县公安局作出的“补充侦查报告”对为期一周的审讯定为“没有结果”。
     
    协调会
     
    　　这次高规格的协调会本应成为佘祥林洗清冤屈的一个契机，但结果却是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
     
    　　1996年12月29日，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案发地京山县划归荆门，原湖北荆沙市人民检察院将卷宗邮寄到京山县政法委，约半年之后，京山县政法委报请荆门市政法委协调。据一位知情法官介绍，这个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办不下去，也销不了案，最后才由政法委协调。
     
    　　1997年10月8日下午，关于佘祥林案的协调会在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五楼会议室召开。组织者为荆门市政法委，荆门市中院、荆门市检察院以及京山县政法委、京山县法院和京山县检察院的负责人均到席参加。
     
    　　这次高规格的协调会本应成为佘祥林洗清冤屈的一个契机，但结果却是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
     
    　　4月5日，荆门市中院出具的《关于发现佘祥林故意杀人一案判决错误以及依法纠错的有关情况》一文指出，此次协调会决定对佘祥林故意杀人一案降格处理，由京山县检察院向京山县法院提起公诉，对佘祥林判处有期徒刑。
     
    　　会后约半年，1998年3月31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诉至京山县法院，指控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
     
    　　在诉讼材料中，佘祥林写到，1998年6月9日审判长朱源英和代理审判员段洪兵提审他时，发现两位法官并没有按照佘所说的话去记录，便拒绝签字，“这时朱源英审判长就说：“你签不签字都一样，这都是和‘上面’商量好了的。‘我不清楚他们所说的’上面‘是指什么？为了尊重法官，尊重他们所说的’上面‘，所以签了字。”
     
    　　1998年6月15日，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不服向荆门市中院提起上诉。
     
    　　在上诉书中，佘强调自己并无作案时间。他提到，在京山县警方对他进行提审时，他反复交代在他妻子出走的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外面寻找妻子，其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汽车，而通过警方的调查，佘祥林搭车的司机证实了佘的说法。
     
    　　但此后的判决中，没有提到当晚见过佘的两名司机的证词。
     
    　　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佘祥林上诉，维持原判。此时，佘本人已被剥夺自由4年5个月；从这一天开始，到佘祥林前妻张在玉2005年3月28日回到京山县家乡，其间相隔6年6个月零6天。
     
    　　2005年4月7日，新华社在通讯《冤案是怎样造成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追踪》中披露了荆门市中院在一份总结材料中谈到的佘案教训：
     
    　　“要排除一切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佘祥林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协调，并有明确处理意见后，由两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这种近似于“先定后审”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审判机关应严格依法办案，即使有关部门组织协调，法院也必须依法独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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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首天鹅洲湿地保护之困

     
          农民围垦滩涂影响江豚生存，保护区资金紧张无力维护，专家称需设专门机构来协调双方矛盾
    　　
        ■核心提示
    　　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28头江豚，作为核心区的滩涂正遭到大规模的蚕食，被当地农民开辟成林地和鱼池。而由于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周边居民对土地和水的过分依赖，自然保护区对此无能为力。
     
    　　在天鹅洲，地方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孰重，人与自然该如何和谐相处，这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专家对此发出预警，如果没有统一协调的规划和管理，天鹅洲长江故道湿地生态系统势必逐步退化，保护区将名存实亡。
     
    　　
    　　几头江豚在水面上若隐若现。它们时而从水中跃起，沿水面划过一道弧线，又迅即钻入水中，泛起阵阵涟漪。这是6月4日湖北省石首市北部天鹅洲长江故道内的情景，当地的人们说，那是江豚在忙着捕食。
     
    　　全长21公里的长江故道在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建立为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令人尴尬的是，1996年，保护区内惟一一头放养的白暨豚在汛期冲网而死，从此，由于水质不断恶化和长江渔业资源的减少，长江里再也难以捕捉到白暨豚并将其迁至保护区内放养保护。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白暨豚保护区的长江故道内陆续迁进13头长江江豚。按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新等级标准，长江江豚同样属于濒危物种，在我国只有近千头左右。专家预测，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江豚可能在24－94年的时间内灭绝。
     
    　　通过自然繁殖，保护区内现在已经生活着28头江豚，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一种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成功的范例”。
     
    　　天鹅洲四面环水，被长江和长江故道相围，水滩交融，洲立其中。由于长江水位的规律性涨落，天鹅洲滩和其余的外围边滩呈现为明显的湿地景观。
     
    　　天鹅洲湿地绝无仅有的地理、水文及气候条件被专家认为是麋鹿、白暨豚和江豚这些濒危物种难得的“避难所”。1991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石首市麋鹿保护区，到目前为止，麋鹿数量已达到700余头，被确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半野生麋鹿种群。
     
    　　白暨豚和麋鹿保护区的设立，使天鹅洲湿地蜚声中外。但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保护区正在与天鹅洲上的原住民发生着愈来愈激烈的冲突。当地居民由于生计需要所进行的各项生产活动正在危及着这些珍稀动物的生存。
    　　
    被蚕食的滩涂
     
    　　6月4日，在天鹅洲靠近长江故道的滩涂上，一台挖掘机隆隆驶过，挖掘机后面，是一道正在形成的高约3米的堤坝。挖掘机手说，筑坝可以防止水淹滩涂。
     
    　　滩涂，在生态学中属于河漫滩，即汛期被淹没而枯水期又逐渐露出水面的区域，这被认为是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生态价值，但也很脆弱，受到破坏后难以恢复。
     
    　　早在1992年，这里就被国务院确定为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根据农业部农渔函[1996]68号文和湖北省水产局鄂渔管（1996）10号文，天鹅洲故道水域水位34.5米为保护区的核心区，35.5米为缓冲区，36. 5米为试验区。文件还明确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从事渔业和其他生产活动。
     
    　　时下，保护区水位只有31.6米，故道周边露出大片滩涂。保护区人员介绍，一旦水位达到34.5米，这些滩涂都将成为保护区核心区水面。可现实是，保护区水位已经有4年以上没有达到规定的34.5米，滩涂常年裸露在外，已经种满了被专家认为有损湿地生态的意杨林。
     
    　　意杨林是当地村民张祥发种的，1997年5月15日，他以每亩每年20元的价格从天鹅洲千字头村租下1000亩滩涂，种上了意杨树，租期10年。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将这些意杨林全部淹死。张不得不购苗重植，千字头村委会考虑到张的损失，决定延长租期两年，免收租金。
     
    　　现在，距离合同到期还有4年，可意杨树只有碗口粗。“每到汛期，故道涨水，杨树就不长了。张祥发为了这片杨树，前后投入近200万元，不保护好，再有个闪失怎么办？”天鹅洲沙口村原村支部焦书记说。
     
    　　焦表示，滩涂上正在筑的堤坝就是为了保护意杨林的，杨树成材后，林地还能开辟成农田。
     
    　　一个事实是，从5月中旬开始，保护区曾多次跟村民交涉，试图阻止滩涂开发行为。但村民也有自己的理由。
     
    　　天鹅洲一位村干部就说：“保护区没建之前，我们就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这些地从来都是我们种的，保护区要管也行，可以向村集体承包嘛。”最终，双方无法达成谅解，挖掘机的“隆隆”声依然响彻故道滩涂。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故道周边滩涂由保护区成立时的2万亩左右仅剩现在的2000亩。
    　　
    天鹅洲“人多地少”的矛盾
     
    　　实际上，白暨豚自然保护区所属的滩涂曾在当地人眼里被认为一钱不值。
     
    　　需要交代的是，在1999年阻断长江与故道连通的沙滩子大堤修筑之前，这些滩涂一年之中的2/3时间在大水的浸泡之下，故道与长江江面连成一片，天鹅洲成了一个季节性蓄水池。
     
    　　天鹅洲上的老人介绍，“那时只有胆大的农民会在滩涂上种点作物，一年最多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1997年，天鹅洲村民张祥发跟千字头村签订协议，把紧挨千字头村的1000亩滩涂租到手。这在当时的村民看来，“废地也能变几个钱，何乐不为？”
     
    　　另一原因是，在保护区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地群众对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一位村民回忆说，那时农产品价格低，各种税费也居高不下，很多年轻人都去南方和东部打工了。以千字头村为例，全村700余人，基本农田855亩，2002年，该村曾有600多亩地抛荒，被外村人以4.5万元的价格承包了7年，种植意杨林。
     
    　　在天鹅洲，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央一号文件促使农民对土地价值有了再认识。在2004年一号文件中，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
     
    　　“现在，种一亩地的费用降低到五六十元，农产品的价格也在涨，一亩地一年可以收入千元以上，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但地却不够了。”千字头村支部书记李克荣说。
     
    　　此时的天鹅洲，“人多地少”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除了自己的承包地，许多农民也在长江故道滩涂和村庄之间的防洪大堤上，开垦种植了棉花和杨树。一些村干部也开始后悔原先的出租行为，当地甚至还发生了村民跟承包者为土地闹纠纷的事件。
     
    　　而目前滩涂上正在筑起的那道堤坝也让村民们有了安全感，堤坝筑成，意味着滩涂遭遇洪水的威胁将进一步减小。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些滩涂当然是村集体的。”天鹅洲河口村一位村民说。而这位村民的认识基本代表了天鹅洲岛上6000多村民的心声。“没有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孩子就没法受教育。”千字头村支部副书记王成岩坦承自己的担忧。因自家只有人均亩把地，收入不够家庭开支，他每年不得不从外村以320元/亩的价格承包了10亩地种，家中两个小孩读书才有了保障。
     
    40米大堤闸口紧闭
     
    　　在天鹅洲南侧紧邻长江的地方，一座近40米高的沙滩子大堤拔地而起，阻断了长江与天鹅洲长江故道的连通。
     
    　　这座大堤是1999年由石首市政府决定修筑的，当时的初衷是考虑到洪水的威胁，为保护故道周边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事实上，包括中科院水生所王丁博士在内的专家在建堤前，曾极力提出反对意见，但地方政府的说法是，“小局服从大局”。而作为对专家意见的尊重，政府决定在大堤下口闸处修建了一个连通长江的闸口。
     
    　　6月7日，记者看到闸口紧闭，长江水位超过34.5米，而堤内故道的水位不足32米。保护区人员说，开闸的阻力主要来自当地农民，因为如果开闸，故道水位上升，势必淹没滩涂，冲毁滩涂上的作物。闸口工作人员证实了保护区的说法，而当地农民对此也毫不隐讳。
     
    　　保护区人员介绍，自沙滩子大堤建成后，受到人为调控的天鹅洲故道水面就再没有达到34.5米的要求。据调查，2000－2003年故道最高水位分别为：32.3米、32米、33.2米、33.3米，而枯水期由于下口淤积抬高，故道水也不能顺利排出，从而使故道湿地原有的周期性漫滩涨落规律减弱或丧失，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
     
    　　今年5月，白暨豚保护区向湖北省水产管理办公室请示“解决江豚饵料鱼补偿”，其中提到，“天鹅洲闸仅做了70个流量，故道常年水位偏低”，不利于对江豚的长远保护。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高道斌说，故道水位达不到34.5米，闸口肩负的“灌江纳苗”
     
    　　作用就无法起到，直接威胁到长江江豚的生存。从长远考虑，湿地环境和麋鹿栖息地也会因此萎缩。
     
    　　与白暨豚保护区的意见相左，麋鹿保护区则反对长江故道水位上升，其主要担心是麋鹿的陆地生活区域缩小。“其实，麋鹿保护区的想法是多虑的。天鹅洲湿地应该是一个整体，两个保护区完全可以实现合一。从生态功能上讲，两个保护区具有密切关系，故道是维持麋鹿保护区湿地地貌的主要制约因素；而麋鹿保护区也具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故道维持渔业产量所需有机质的主要源泉，所以从功能上讲应该划为一个生态区。”中科院水生所王丁博士说，“目前的状况是两个保护区分属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人为地将其分割成两部分，缺乏统一全面的规划，从长远考虑对整个天鹅洲湿地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尴尬的移民点入住率
     
    　　在长江故道外的沙滩子城区，整整齐齐地坐落着一片白色外墙的房子。当地人说，这是石首市专门为天鹅洲上居民建的移民点，本意是希望天鹅洲居民整体搬迁到这里。
     
    　　但记者注意到，这里许多房子并未住人，整个移民点显得空旷。
     
    　　“目前移民点入住率不到30％。”一位当地政府人士说，天鹅洲岛共有7000余口人，现在仅外迁538户，1201人，岛上仍有6000余人居住。
     
    　　虽然沙滩子大堤降低了天鹅洲的受灾可能性，但洪水的威胁依然是当地村民不可回避的问题。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天鹅洲被水利部门划定为蓄洪区域，石首市则确定其为重点移民建镇区。2003年位于长江故道外的沙滩子城区移民点建设基本完成。
     
    　　中科院水生所魏卓工程师认为，天鹅洲岛正好位于故道湿地的核心位置，如果不降低岛上的人口压力，很难减弱人为活动对湿地的破坏。
     
    　　但移民点较低的入住率让地方政府着实尴尬。中科院水生所专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天鹅洲移民建镇受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原因是农民担心就业问题。包括千字头村在内的岛上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生产，人们担心退出岛后无以维持生计。
     
    　　另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
     
    　　农民如果搬出后，暂时没有生计，还得依靠岛上的耕地为生，而天鹅洲和移民点隔着长江故道，在城中居住，在岛上耕作，往来不便。“还得坐轮渡到岛上种地，很麻烦。”千字头村支部书记李克荣说。
     
    　　对于轮渡在保护区核心水面上来回穿梭，保护区工作人员除了摇头还是摇头，“我们也没办法，江豚要生存，老百姓也要生活”。
    　
    “适度开发”
     
    　　作为一个正科级事业单位，白暨豚保护区面对核心区不断遭到蚕食的现状，更多的是无能为力。
     
    　　“感觉自身像一叶孤舟，在大江上漂泊，”保护区一位负责人感叹道。
     
    　　除了无力保护自己的地盘，保护区还要为生计发愁。
     
    　　“一切工作都需经费支持，而保护区最紧张的就是资金。”保护区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保护区资金来源有三，一是地方财政拨款，每年6.99万元；二是农业部的补贴，每年5万元；三是长江故道经济鱼类收入20万元左右。
     
    　　以2004年为例，保护区在编干部18人，再加一些临时雇用看护人员，保护区一年人头开支25万元，办公费6万元、科研经费4万元、车船燃料及维修费4万元，人工鱼苗投放8万元，其他支出5万元，合计52万元，支大于收，年度赤字20多万元。
     
    　　面对资金缺口，保护区也曾做过让周边渔民和村民诟病的开发行为。两年前，一位江苏老板在长江故道里投进了螃蟹，作为补偿，保护区可以得到50万元的回报。但这在专家和渔民看来，都是有害故道生态的。
     
    　　“螃蟹在水底啃食水草和水生物，会破坏整个水体的生态链条。”中科院水生所工程师魏卓说。其实，这样的担忧同样在保护区内部也有。“但没有办法，不搞一点适度开发，没有经费，其他保护工作都成了空谈。”保护区一位干部无奈道。
     
    　　从养蟹到每年两次大规模对经济鱼类的捕捞，结果是故道水体渔业资源急剧恶化。
     
    　　“5年前，水体比现在清多了，可以直接捧起来喝。”魏卓说。
     
    　　如今，故道里鱼类群落出现了严重的小型化、低值化趋势，捕捞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少。1999年，小型的和低值的鱼类占到年总渔获量的18％。无奈，保护区在滩涂上挖了几个鱼池，养起了鱼苗。按照保护区的想法，在滩涂上育苗，等到水位涨到34.5米，鱼池自然被水淹没，鱼苗就可以进入故道生长，成为江豚的食物。
     
    　　耐人寻味的是，240亩的鱼池土地，竟是保护区从私人那里租借的。而开挖鱼池更是被周边村民找到了开发滩涂的正当理由。一些村民甚至指责保护区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国宝重要还是人重要
     
    　　“没有保护区，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是记者在天鹅洲采访村民时听到最多的声音。“生态环境当然重要，但这不是我们周边几个村庄的义务，而是全国人民的义务。”一位村民说。
     
    　　当地一位基层官员则认为，现实情况是国家对保护区的支持不够，从1992年至今，国家对保护区投入不足1000万。现在我们是小政府，办大事。有关法规的刚性不强，又给我们管理增加了难度。出了问题，基层夹在中间，几头受气。
     
    　　“成立保护区之初，国家对资源保护和百姓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没有预见，没有长远规划。现在的问题是，国宝重要还是人重要，生态需要保护，但经济发展跟不上，这样的保护是进行不下去的。”
     
    　　“现在更多的是专家重视和呼吁，而其他部门不理解我们，他们考虑的是保护区是否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对保护对象负责，可谁对我们负责？”一位保护区领导看上去很无奈。
     
    　　而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博士的看法是，天鹅洲湿地是人口稠密地区，当地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协调地方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的矛盾。
     
    　　中科院水生所张先锋博士认为，由于当地对整个湿地的功能、发育等方面的监测和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其对当地持续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造成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存在着盲目性。一个好的保护区，应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能和周边居民和地方经济实现和谐发展。
     
    　　6月6日，农业部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国家建设保护区，始终强调地方支持，强调保护区与周边达到“共管”的目的，调动周边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既然保护区定在那里，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就要支持。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下来，全国人民都受益。这位官员同时表示，根本上说，国家财政还未达到理想的水平，但保护区不能因此停止建设。
     
    　　6月7日，天鹅洲湿地管委会书记陈明新告诉记者，管委会准备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用10到20年时间，统一组织管理好保护区，恢复原始生态面目，在保护的前提下，搞好生态旅游。
    　　
     
     
     
    12:41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生态

    北京园林租占现状调查

     by 秦文 吴学军
    　　众多园林出租房屋以填补财政差额拨款造成的经费不足，专家认为，作为“公益性资产”，政府应向园林单位提供充足财政保障
    　　
           核心提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市众多园林通过出租房屋等形式来填补财政差额拨款所造成的经费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园林单位的房屋被单位或个人租用占用，至今未予解决。
     
    　　出于筹集自身运转资金之目的，公园出租房屋的行为虽然已违规，但文物及园林主管部门对此一般表示理解，甚至默许。
     
    　　专家认为，公园作为“公益性资产”，国家应尽量向其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杜绝其从事违规经营的一切借口。
     
    　　也有人士认为，需要在公园和管理部门之间插入一个开放性、社会性的民间机构———理事会，通过理事会的工作对公园的一切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5月24日，圆明园管理处对外宣称，就湖心岛出租一事，已经与承租人达成提前退租协议，并开始对湖心岛上的房屋进行整治。
     
    　　同一天，海淀区副区长于军表示，要坚决清除与圆明园功能不一致、环境不协调的经营、活动项目，使其符合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内涵和环境氛围。
     
    　　1993年，圆明园管理处以经费紧张，福海中央的湖心岛长期闲置为由，将岛上的7间房屋出租给两名相声演员。每年收取5万元租金。
     
    　　“圆明园的一举一动，是值得北京其他一些公园引以为戒的。”5月17日，北京市园林局一位退休人士对记者说。
     
    　　据了解，北京市有大小公园130多个，其中一半以上公园内部保留有古建或文物遗迹。
     
    　　这位退休人士说，在上世纪90年代，出租房屋作为公园自筹资金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北京市很多公园出现。
     
    　　而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市还有一些公园的房屋被单位（个人）租用或占用，至今未予解决。
     
    　　2005年2月，建设部关于加强公园管理的文件中，要求全国各地将公园经费纳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公园的功能，擅自出让、转让公园或改变公园用地性质。
     
    　　但从现在来看，北京园林的租占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历史遗留的问题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会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得到解决。”上述园林局退休人士说，虽然很多园林职工都认为公园存在的问题未来都可以解决，但是未来有多远，没有人说得清。
    　　
    出现裂缝的古塔
     
    　　良乡塔开裂了。夏日的余晖下，北京西南郊这座2100多年的古塔一层的裂缝清晰可见。管理者却表示，他们只是古塔的承包经营人，维修不归他们管。
     
    　　作为北京市惟一的仿木制楼阁式塔，1979年8月21日，良乡塔同圆明园遗址一起，被列入北京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20年后的1999年，良乡塔和其所在的昊天公园一起，被当地政府整体出租给了私人，租期70年。
     
    　　在关于良乡塔的“租赁合同”中，出租方为房山区政府良乡办事处主任赵淑芳，承租方为北京电业土石方工程公司经理杨永军。
     
    　　合同称，“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繁荣良乡地区旅游事业，经研究决定对良乡昊天公园实行租赁经营（整体出租并将经营权移交给承租方）”。
     
    　　合同同时注明，此次出租的固定资产近4000万，流动资产15万余，其他资产及土地使用权1000万余元，从1999年10月1日起至2069年9月30日止；租金每年一付，一次付15万元；设备的维修、保养、保护费由承租方自行支付。
     
    　　但是关于承租方每年应投入多少经费用于维护良乡塔，合同没有规定。
     
    　　现在的昊天公园，门票5元，游人寥寥，公园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称，他们的经营基本上都是亏损的。
     
    　　该工作人员介绍，昊天公园管理处共有职工5人，隶属于北京电业土石方工程公司。
     
    　　“杨永军有的是钱，她租这个公园和古塔绝不是为了赚钱，她信佛，租下这里其实是为自己念佛用。”房山区政府一位认识杨永军的人士称。
     
    　　良乡镇政府一官员则表示，将昊天公园租赁出去，主要是考虑当地财政紧张。
    　　
    以园养园
     
    　　经费紧张几乎是所有公园出租房屋或土地的理由。
     
    　　10年前，北京市一位园林局副局长在园林系统的一次讲话中，对本市一家公园与外部开展股份制合作，将现有土地划拨出来，让一家港资企业承包建酒店的方式大为推崇，他说“这样就把土地盘活了，还给公园带来了经济效益”。
     
    　　以颐和园为例，1998年，曾是江青寓所的颐和园排云殿东的介寿堂被一位新加坡商人租用；毗邻介寿堂的无尽意轩被一家法国人租用；南湖岛广润灵雨祠（俗称龙王庙）西边的大四合院随后被新加坡人开办的一家公司租用，包括四合院后面的餐厅在内，年租金100多万元。
     
    　　1999年10月13日，香港《华声报》载文“英法大款安家颐和园”，对外国人租用颐和园院落的事情进行了报道。文中说，有的外国人一年花上八十万至一百万元便可住进当年慈禧住过的排云殿下面的宅院。长廊北侧一带的院子，有德、法、英、荷等国四五户人家居住。据颐和园一位负责房屋出租的经理介绍，像排云殿下面这样的两进院，由于是慈禧、周恩来、江青都住过，年租八十万至一百万元，其他的则三十万至六十万元不等。
     
    　　这一系列消息经披露后，很多市民提出质疑，还引发了一场关于皇家园林能否对外出租的讨论。之后，颐和园管理处将此情况申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权衡各方利弊后，北京市政府表示：皇家园林尤其是世界文化遗产出租房屋不利于文物保护，也有火灾隐患，应予停止。
     
    　　2005年5月21日，在曝出圆明园出租湖心岛事件后，颐和园管理处对颐和园内的房屋古建进行了普查，得出结论：颐和园古建7万平方米，外单位占用26100平方米，颐和园自主经营8165.82平方米，没有公园方主动出租现象。
    　　
    文物部门的无奈
     
    　　如果说在当年颐和园房屋出租事件中，文物管理部门还因为没有相关的法规支撑，难以提供充分的理由，形成统一的意见，那么2002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则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第二十五条同时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应当根据其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但文物部门在很多方面却仍显得无能为力。
     
    　　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曾在圆明园出租湖心岛四合院被公开后，向记者诉苦：有的市民跑来文物局质问，发生在文物遗址公园内的事情，为什么听不见文物部门的声音。可这哪是文物部门能管的事？公园属于园林系统，文物局能管的仅仅是公园内的古建，即使是古建周边的花花草草，文物局都没有管理权。而湖心岛上的房屋不属于古建，文物局很难插手。
     
    　　2004年夏天，得知良乡古塔被出租的消息后，北京市文物局立即派人前去了解，当证实消息确凿后，文物局开始与房山区相关部门进行交涉，希望当地政府能解除这一租赁合同，但至今没有进展。
     
    　　房山区文化委员会邢副主任表示，目前要改正还不可能。他表示，昊天公园和良乡古塔承包给私人经营是在新的文物法出台之前，“如今要终止合同，我们根本没钱补偿给承包者，还需重组人员看守，区里也没办法接管过来。”
     
    　　“文物单位有时候很可悲”，北京市文物局长梅宁华说。
     
    　　2004年年初，地坛公园没有经过文物部门审批，自行决定在园内主体部分举办冰灯展，北京市文物局得知后，认为在文物主体部分举办冰灯展严重破坏文物整体风貌，于是诉诸法律，要求对地坛公园实行强制执行。
     
    　　“这是一桩显而易见的违法案例，地坛公园管理处作为管理方对文物保护不力，属于渎职，要负全责。”梅宁华说。
     
    　　但是法院最后的判决是，责任由地坛公园和举办灯展的个体户共担。而个体户早就逃之夭夭。结果这件案子就无法执行。
     
    　　文物局的执法人员抱怨：“这个结果跟判文物局败诉有什么区别？”
    　　
    管理部门的经费难题
     
    　　文物部门有说法，园林部门也有怨言。
     
    　　园林系统一直是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北京市园林局计财处处长刘岱介绍，目前市园林局每年的经费中，30%来自政府拨款，70%主要来自市属11大公园的门票和经营收入。
     
    　　刘岱说，原则上讲，支出—收入＝补贴，收入不抵支出部分由市政府全额拨给，实际上，北京市财政的拨款是固定一个基数，每年以5%的比例递增。刘岱介绍，北京市属11家公园中，除颐和园、天坛、北海、香山为盈利单位外，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北京植物园等7家公园都是亏损大户。为了平衡这些亏损的兄弟单位，北京市园林局长期推行一种“统收统支”的资金分配方式。每年要分别补给每个亏损公园上千万，公园才能维持运转。
     
    　　每年下半年，各公园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将公园来年的收入、支出、补贴、上缴等资金列一个预算，报北京市园林局，经市园林局核实后，列一个总数报北京市财政局。财政拨款划拨后，再由园林局根据公园的预算分发各公园。
     
    　　“这是我们园林系统内部的一个承包制。反正分给的就是这些钱，至于公园怎么分配，由公园自己决定。多不退少不补。”刘岱说。
     
    　　对于打包下拨的费用，如何分配虽然是公园自己的事情，但据记者调查，除了颐和园、天坛、北海、香山几家外，其他亏损单位的分配非常相似，经费的70%—90%用于职工工资发放，其他作为办公经费和日常维护使用。
     
    　　“虽然政府财政每年以5%的比例递增，但是相比公园支出的增大，这个递增微乎其微。”刘岱说。
     
    　　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被园林职工认为就是公园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自我筹集的部分。
     
    　　“我们探索了很多种创收形式，包括在公园里开餐厅、出租店面或柜台给小商贩、兴建娱乐设施等，但公园最多的还是房屋建筑。”一位颐和园的退休职工说，后来不允许公园设摊儿叫卖，公园可以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了。而房屋出租就被认为是创收最快的渠道。
     
    　　“按道理（房屋出租）这都是对国家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但是这个收入也不是说进了某个个人的腰包，是为了填充因财政差额拨款而造成的经费不足。所以，园林部门对此也是默许的。”宣武区园林局办公室主任余小群说。
    　　
    人员负担越来越大
     
    　　在公园陈述的诸多困难中，人员经费成为最大的困扰之一。
     
    　　北京市园林局公园处人员介绍，公园从早上六点开门至晚上九点关门，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必须保证天天开放，保洁、票务、绿地养护、服务、道路维护、保安等都必须保证，这就要求公园具备充足的人员。
     
    　　宣武区万寿公园一位工作人员称，去年公园门票收入30万，公园职工40多人，仅工资发放，每人每年至少3万元。由于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是打包下拨的，有的时候只能是压缩办公经费来发放工资。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公园职工中还有另一部分人员。那就是公园在收回被占用的土地时接纳的曾在该土地上长期生活工作的人。
     
    　　圆明园里，这部分人被称作“本地的”，以区别于分配进公园管理处的“外来的”。
     
    　　在解放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圆明园一直处于废弃和占用的状态。海淀区四季青乡27个村的700多户农民居住生活在此。
     
    　　1999年，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决定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和修缮。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政府先后投入资金约7.2亿元，用于搬迁园内785户居民和12个驻园单位。
     
    　　搬迁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圆明园管理处接纳因搬迁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于是，1000余名搬迁农民成为圆明园管理处的正式职工。
     
    　　在编制和待遇上，这些职工同其他园林系统的职工没什么区别，他们的工资也由公园管理处统一发放。
     
    　　“这带来的问题是人员负担越积越大。”颐和园原总工程师耿留同说。由于历史原因，园林绝大多数湮没在呈爆炸状发展的人口中，很多公园就是在这种住户搬迁土地收复中，接纳了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力，这一方面帮政府解决了困难，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自身的运营成本。
     
    　　据报道，作为处级事业单位的圆明园拥有1700余名员工，而颐和园、天坛等公园人员也在千人之上。有专家称，不改变这种现状，会使公园行业运转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颐和园的收房行动
     
    　　与公园方积极主动地出租房屋经营创收相比，有一种公园房屋出租方式却是公园管理部门不想接受而被迫接受的。
     
    　　慈禧的曾孙那根正1992年进颐和园工作，分在了房产办公室。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颐和园产权纠纷问题。据他称，当时，颐和园内被租住、借住、占用的房屋共有二三十处。
     
    　　其实颐和园的房屋出租，民国时就有，解放后，在确保人人有房住的宗旨下，又有很多单位把职工宿舍安在了颐和园，以承租人身份与颐和园管理部门签署协议，向颐和园管理部门交纳一定的房屋租金。
     
    　　“文革”中，这种租赁关系被切断，承租人不再向颐和园交纳房租。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家对历史名园重视程度的加大，租占名园的行为开始被纠正。颐和园开始了收房行动。
     
    　　恢复耕织图被认为是颐和园近年内出手最漂亮的一次收房行动。
     
    　　耕织图景区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是一处以河湖、稻田、桑蚕等江南水乡风情景观为主的景区，蕴涵了“男耕女织”的思想。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
     
    　　北平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接管了耕织图景区区域。之后，这里成为两家企业的厂址。
     
    　　1998年，两个工厂交与北京市地方管理，北京市政府经多方论证，决定恢复耕织图。在北京市政府的努力下，颐和园获得对两厂的优先购买权，耕织图区域重回颐和园怀抱。
     
    　　“类似这样的收复，这几年我们做了很多”。那根正说。与海淀区邮局颐和园分局的那次谈判被他认为是自己经历的最艰难的一次谈判。
     
    　　颐和园东宫门外的北朝房，在日本侵华时期被海淀区邮政局租用，成立颐和园邮政分局，一直延续使用。“文革”后，邮政局不再向颐和园管理处缴纳房租。
     
    　　从1994年开始，那根正和同事就不断进行着收回北朝房的努力，但问题一直悬而不决。
     
    　　有一个笑谈可以体现这场漫长谈判的艰巨性。颐和园邮政分局的办公室主任跟那根正说：“你知道我们局长姓什么吗？姓沙（杀），宁可杀头，也不交还北朝房。”那根正乐了，说：“真巧，你知道我们园长姓什么吗？姓阚（砍），砍头不要紧，只要北朝房。”
     
    　　1998年，北京市邮局系统和北京市园林系统召开协调会，参加会议的北京市副市长拍板，北朝房交还颐和园，市政府拨款建新邮局供颐和园邮政分局使用。
     
    　　于是，在颐和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北朝房被租用76年后，回归颐和园。
     
    　　“但至今，因历史原因租用占用颐和园房屋的，还有70%因为各种原因一时没法收回”，那根正说，“我们更多的是重新明确了颐和园的产权，与绝大多数租住单位重新建立了租赁合同。虽然房租只有0.2元/平方米，但颐和园在乎的是这个权利。只要他们承认了住的是颐和园的房子，收回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北京四坛的历史难题
     
    　　与颐和园相比，北京四坛的现状似乎更难让人短期内看到希望。
     
    　　2004年9月，北京市文物局长梅宁华提出，中央电视台长期占用月坛核心部位祭坛，作为备用发射塔，导致月坛长期不能恢复古貌。
     
    　　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发射塔在月坛建成。在玉渊潭发射塔建成前，这座发射塔一直是中央电视台发射主力。玉渊潭发射塔投入使用后，月坛的发射塔作为备用塔，一直保留至今。中央电视台的态度是，可以搬，但要给我们建个新的发射塔。
     
    　　天坛外坛西北角，几十年来被隶属于国家广电总局的582电台占去4400平方米，582电台在这里设置了13组高约50米的天线。
     
    　　2000年6月，天坛计划修缮北外坛坛墙，与电台协商未果，电台段100米古坛墙没能修缮。天坛公园及社会各界人士多次呼吁该电台搬出天坛，至今未果。
     
    　　5月22日，地坛东侧一个翻修不久的题写着“乙十六”匾额的院落内，一座高高的现代化建筑掩映在青砖白墙中。3位小姐“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进入：这是一家私人会所，谢绝参观。
     
    　　日坛公园内的钟楼，在清朝道光年间失火烧掉了一层，是园中的主要古建筑之一，正被某瑜珈训练班占用。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2005年的“两会”上，提交了《全面推进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腾退整治工作》的提案，建议将四坛文物保护及环境整治工作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重点项目，尽量按历史原有规制恢复完整的坛庙格局。
     
    　　“这些历史问题一定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的，但是完全解决，至少还要30到50年。”颐和园原总工耿留同表示。
    　　
    公园内的职工“禁区”
     
    　　两年前，那根正调到颐和园游客投诉接待站工作。本以为主要受理服务质量投诉的他，两年间接到投诉最多的居然是关于藻鉴堂。
     
    　　游客们问的最多的是“既然是公益性公园，买了门票，为什么游人不能进入？”
     
    　　其实不仅游客，那根正自己以及颐和园的很多职工也没有去过藻鉴堂。
     
    　　这块占地26100平方米的地方，四周密密地栽种了高大的杨树，与颐和园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从外面看，只能依稀辨出杨树后似乎都是两层的小别墅。站在“游客禁入”指示牌前的保安称，里面是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中心的保安、保洁等服务人员自成一家，不受颐和园管理处管理。
     
    　　解放后，藻鉴堂就成为北京市政府的下属单位，近十多年来，藻鉴堂一直是北京市离退休老干部的修养活动中心。
     
    　　上世纪80年代，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曾就此状况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希望能将藻鉴堂返还颐和园，至今未果。
     
    　　实际上，除了公园主动或因历史原因被动出租房屋外，这样的房屋被占用形式令公园方无可奈何。
     
    　　八大处公园内的虎峰山庄曾是陈希同的个人别墅。北京市检察院的案件纪录中，记录了1990年至1992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雁栖湖修建了两座豪华别墅，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3521万元，其中之一就是指虎峰山庄。
     
    　　现在的虎峰山庄，平时对外开放营业，山庄有三个大小不等的会议室和各种室内娱乐项目，可同时接纳100人住宿。
    　
    谁的公园？
     
    　　圆明园事件发生后，从专家到公众，最大的质疑莫过于“公园到底是谁的”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者何兵对此的理解是，公园属于“公益性资产”，公园管理方只是资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就没有权利将公园出租经营，同时，其他个人或部门也不能依靠特权侵占该资产。
     
    　　北京学者仲秋则认为，名义上，公园资产是国有的，但实际上，“公益性资产”的产权是模糊的，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位所有，管理单位拥有处置它的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仲秋认为，在一个公园内部，当同时存在经营性资产与公益性资产时，管理单位通常倾向于扩大经营性资产的范围，把公益性资产悄悄转化为经营性资产。这在很多收入较少、不引人注目的城市公园时有发生。
     
    　　“管理单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公益性资产的财政支持体系是扭曲的。由于政府未能意识到公益性资产的特殊性，而不愿给予其全额财政拨款，管理单位不得不自找门路。”仲秋分析说。
     
    　　北京市风景园林学会秘书长景长顺正在准备做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公园价值的课题，他说这个课题的主体不仅指大众，还包括政府。没有政府充分的财政支持，公园就很难全面发挥公益性。
     
    　　“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由国家或北京市出台一个统一的法规，杜绝这种出租房屋现象，同时加大财政拨款，保证公园正常运作。”北京市宣武区园林局主任余小群说，经费没法解决，公园就永远没法停止经营创收。
     
    　　北京市园林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则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园管理模式，他说这一新管理体制必须制约管理单位对公益性资产的支配权。
     
    　　新模式将在园林局和公园之间，插入一个开放性、社会性管理层次———理事会。理事会可由热心公益的社区居民，法律、文化等领域的专家，政府官员等多人组成。理事会成员有一定任期，他们定期开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日常监督权。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这套新体制也需要有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政府应当尽量向文物、园林单位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杜绝其从事经营的一切借口。同时，理事会也可以进行募捐活动，以缓解经费压力。即使是合理的经营性活动，也要接受理事会的监督，更要接受财政和审计监督。因为，由此所带来的收入，都属于公共财政范畴。
     
     
     
    12:34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调查

    平潭：绑架事件难禁出国之心

    by 王吉陆 吴学军
     
    　　9个月内福建平潭出国务工者两度在伊被绑架，非法中介成为打击目标，贫困现实仍使许多人心存侥幸欲出国打工
     
    　　“如果有好的机会，我也会出国打工。”1月22日，面对电视里8名中国人质被释放的画面，周孙钦的弟弟说道。周孙钦是这次在伊拉克被绑架的8名平潭人之一，按媒体报道，周孙钦等8人现已安全抵达我驻伊大使馆，并将被尽快安排回国。
     
    　　虽然此前因为担心周孙钦的安全，周家人已经连续4天没有睡好一个安稳觉，但一待哥哥脱离险境，周孙钦的弟弟仍禁不住对出国打工充满向往。
     
    　　去年4月11日，7名福建平潭人在伊拉克被绑架的消息曾震惊世界。时隔9个月，周孙钦等8名平潭人再度在伊拉克遭绑架。记者了解到，这两次人质事件的平潭老乡就是在同一时间出国的，最后殊途同归。
     
    　　平潭县政府一位官员认为：在两次人质事件中，为何被绑架的15位中国公民均来自福建平潭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出国对于平潭人是一个绕不开的结”。
    　　
    挡不住的出国冲动
     
    　　据了解，平潭县每年有数百人通过正规途径或者非法中介到国外打工。平潭县委一位官员提供的数据是，平潭县7镇8乡40万人口，在国外打工的约有2万人。
     
    　　坐上平潭县城主要交通工具“摩的”或三轮车，几乎每个搭客仔都能把出国打工和偷渡说得头头是道：“去美国的费用最高要50万元，英国20万元，日本、韩国10多万元，以色列8万……”有的人毫不避讳，声称自己开摩的就是为出国打工攒路费。
     
    　　在平潭的乡村中，许多村民表示正在办护照，为出国打工做准备。
     
    　　从地图上看，平潭县主岛海坛岛像极了一只腹部朝向台湾的麒麟，向东南方向伸得最远的一只脚是澳前镇，出海非常方便。
     
    　　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平潭人出国打工的悠久历史。史料记载，平潭人出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海坛里（平潭县的旧称）潘姓族众流亡海外。“
     
    　　最初，平潭人的目的地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大多从事小商贩，少数人拉人力车，或做码头搬运工，或从事垦殖。后来逐渐扩展到日本、欧洲、北美，甚至南美、大洋洲。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在国外定居的华侨。据称，到现在，每10个平潭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侨。
     
    　　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为偷渡提供了方便。一位熟悉偷渡内情的人士介绍，“平潭到处都是海滩，从哪儿都可以走，蛇头给这一带都编了号，比如组织人偷渡时说的暗语：”今天几号码头装货’，外面人根本听不懂。“
     
    　　据了解，福建省现已派出调查组，并要求平潭县发动干部对将近两万名持有护照的平潭籍人士进行摸排，查清在伊拉克或中东地区的平潭人员数量，告诫群众不要前往伊拉克。
     
    　　当地官员认为，大概是缘于去年和今年两次绑架事件的人质全部获释，使一些人存有还想出去试试的侥幸心理，“思想工作是很难做的。”
    　　
    出国打工是为了“翻身”
     
    　　“他们是因为贫穷才铤而走险的。”平潭县流水镇一位村支书在谈起自己遭绑架的老乡时感慨道。
     
    　　此次被绑架的8名人质中，4人来自敖东镇向阳村。与被绑人质陈亲爱相熟的一位村民说，陈亲爱出国打工是为了“翻身”，因为“家里实在穷”。
     
    　　在这位村民眼里，陈亲爱13岁小学毕业，先在街上擦皮鞋，后被哥哥介绍到食品厂杀猪，这一干就是6年。
     
    　　擦皮鞋和杀猪没赚到钱，又结婚生子有了家庭，陈亲爱换了谋生方式，买下一辆三轮车载客，一年后他又跟人合伙养鱼。养鱼使他亏了七八万元。最后他选择了到伊拉克打工。
     
    　　“不出去打工他怎么活？”这位村民说，在陈亲爱家，三个孩子还在读小学，父母已经80多岁。
     
    　　实际上，平潭曾有着优越的发展海洋渔业的条件。平潭位于福建东部，距离台湾72海里，由126个岛屿组成，全县有渔港22个。
     
    　　但近年来，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衰竭，“靠海吃海”的天然规律在这里已经被打破。以敖东镇华东村为例，全村共有400余户，靠渔业生活的不到10户，再加上岛上耕地资源有限，工业落后，外出打工就成为人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潭县中福劳务公司负责人透露，平潭县人多地少，劳动力长期过剩，而目前捕捞业资源已经相对枯竭，再加上对台渔工劳务输出的中止，出国打工就成了新的选择。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本地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平潭地方志专家吴金泰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除了贫困，促使平潭人出外打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面子问题”。
     
    　　在平潭当地，记者听到的说法是，“在这里，没工可做和没钱可花，会被人家看不起的！”
     
    　　“有的人拼了命也要争这口气”，平潭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里的人们很喜欢讲拼搏，而很多人选择的方式，就是铤而走险到国外寻找机会，“赚钱光宗耀祖”。
     
    　　“人活一世，就得拼搏呀！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呀！”一位平潭老人讲。
     
    　　在平潭，出国打工被看成是一种“只赚不赔的行为”。“出去没钱，亲戚大都愿意借钱给你，很多高利贷和地下钱庄都与蛇头有业务往来，只要你愿意去，蛇头连本钱都帮你借”，一位刚从国外打工回来的平潭人说，“我们当地人的看法是，出国打工是不会赔钱的买卖。但你要是说借钱在当地做生意，这个比较困难。”
     
    　　从福州往平潭，沿途经过福清，马路边上一座座漂亮的洋楼非常扎眼。在当地人眼中，这是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据出租车司机介绍，当地人盖了五层、六层的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给别人看的。
     
    　　福建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黎昕介绍说，婚嫁、建房、修坟是福建人的传统大事，他们必须拼命挣钱，才能在这些事上做得铺张，并进而在人前显得风光。
     
    　　在福建沿海出国打工盛行的地方，一些村子因为男人大都出国打工而形成了“女人村”。
     
    　　曾有记者秘访福清、长乐一带的“女人村”。看到村庄里几乎没有平房，全是清一色的豪华别墅，欧式风格的别墅再配上中式风格的“帽子”。这里的寿衣店，公开出售阴宅。人死了，不烧花圈，专门烧五层或六层的豪华别墅模型，陪葬品也不是那种印有“冥国银行”字样的银纸，而是印刷精美的冥国美元、冥国英镑、冥国法郎。
     
    　　有趣的是，在这些房屋的墙壁上，最常见的标语是，“坚决严厉打击组织偷渡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平潭县，这样的“女人村”也不在少数。以平潭县出国务工潮最热的流水镇湖头村为例，四五百户人家中，出国的大约500人，几乎每家都有男人出国，留下的是妇女和老人。
    　
    “民间中介人”日子不好过
     
    　　与第一次绑架事件的7名平潭人一样，这次绑架事件的8名平潭人也是被“民间中介人”运作出境的。记者了解到，福州市现已成立专案组，追捕为这8位平潭人办理前往伊拉克手续的两名非法中介人。目前，两名非法中介人的护照已被警方吊销，以防止其出境。
     
    　　去年4月的“人质事件”后，组织7名平潭人去伊拉克的“中介人”郑祥金自首。当时本报记者采访中听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平潭以前并没有因为这个抓过人，只不过郑祥金倒霉，他介绍出去的人被绑架了。”这位官员表示，当地实际上一直对这类民间中介人采取默许态度。
     
    　　今年1月23日，记者向平潭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问起郑祥金的情况时，他表示“不知道”。而当年人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魏为龙则听说郑已被放了，但下落不明。
     
    　　大概是受到去年4月第一次人质事件的影响，如今，去伊拉克工作的劳务广告已不多见，但到其他国家劳务输出的小广告依然醒目地出现在乡间电线杆上、墙上。知情人士说，任何一位普通的店铺老板，都有可能是中介人。去年4月，本报记者联系上一位中介人翁先生，找到他时，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在中学门口开自行车修理店的修理工。
     
    　　据当地知情人介绍，由于去年和今年两次绑架事件的影响，以前活跃的“中介人”，现在的日子并不好过。记者联系上了一位自称能办理赴以色列务工全套手续的中介人，一接电话，对方相当谨慎：“有人在伊拉克被绑架了，现在查得紧你知道吧，过几个月再联系我吧，保证没有问题。”
     
    　　与民间中介人谨慎处事相比，原本就不景气的正规劳务公司仍没有复苏的迹象。
     
    　　据平潭县外经贸办公室介绍，全县具有“外派劳务资质”的公司只有3家，分别是中福劳务公司、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福建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平潭分公司，3家公司的劳务输出地主要是台湾。
     
    　　当地官员透露，2002年，3家公司在对台渔工劳务输出中止后，因一时没有向其他国家劳务输出的经营权，至今仍处于半停业状态。
    　　
    整治行动效果有限
     
    　　据了解，福建方面因8名平潭人被绑架事件而开展的打击非法劳务中介的行动已经展开。1月21日，官方把一开始仅对平潭县非法中介的整治扩展到对连江、福清、长乐等非法移民重灾区的整治。要求四个县（市）的公安和工商部门要会同镇、村的领导和工作组，对本辖区内的从事出入境的中介活动机构包括咨询服务中心和地下黑中介，在春节前开展地毯式的全面清查，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非法出入境中介活动，从事非法移民的组织者和运送者要将其绳之以法。
     
    　　然而在当地，很多人已对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整治行动习以为常。
     
    　　2000年多佛尔惨案后，福州地区执法部门曾将追捕本地蛇头的任务层层落实到基层，并定有价码和罚则。在福清市，已经查明的65个大小蛇头被分成3类，抓住1名“一类蛇头”，奖励经费15000元，“二类蛇头”奖励7000元，“三类蛇头”奖励5000元。而3个月内没有完成抓捕任务的，干警要停下其他工作专职抓蛇头，限定时间内没抓住要撤职。
     
    　　去年4月第一次“人质”事件后，福州市公安局在当年4月14日起至6月30日，公安、外事、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商务、工商行政管理、旅游等7部门，联手在全市范围开展代号为“春雷行动”的全面整顿非法出入境中介组织活动。
     
    　　但有知情者认为，这样的打击行动起到的效果有限，大蛇头是很难抓住的。一是有“群众基础”：蛇头在福清、长乐这些地方，只要手里没有偷渡客的命案，就不会被当地人视为违法分子，而且因为是“能人”而“受到尊敬”；其二是蛇头们一般都有背景，套句本地话叫“水很深”。在平潭采访时，一位摩的司机就对记者说，“有事的时候，都会有人给他们（蛇头）打电话的，让他们先避避”。
     
    　　“最好的办法是变堵为疏，在加强对非法偷渡打击力度的同时，打开大门，由政府牵头组织更多合法、有序的劳务输出，以满足当地人要求出国打工的强烈愿望。”福建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黎昕说。
     
    　　“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出国”。去年4月曾在伊拉克被绑架的魏为龙对记者说。而和他一起做了“人质”的薛由贵和李桂平也都表示只要有机会就再出国打工。
     
    　　“家里没有生活”，薛由贵这么表述自己想出国的原因，他说自己在回国后想找一个月收入超过1000元的工作，却一直未能如愿，家里还欠着3万多元的高利贷。而魏为龙回到平潭后，在敖东镇繁华的街道上做起了“虾胖全真马鲛鱼丸店”的生意，但两口子每月收入不过300多元，度日艰难。
     
     
     
    12:26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调查

    福建南平红豆杉利益链条

     
    　　国家珍稀植物红豆杉大量被盗砍用于制作工艺雕塑，知情人称当地管理宽松，据称经营开店者皆“有关系”
       　尽管中国早已将红豆杉列为一级珍稀保护植物，但知情者透露，在福建南平地区，由于制作工艺雕塑品的需要，大量已长成的红豆杉遭到偷伐。而当地林业部门一项“兴林致富”计划在实施中也使大量红豆杉幼苗像杂草般被清除。记者调查显示，有关部门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个红豆杉利益链条已然形成。
     
    　　元月16日，福建省南平建阳市麻沙镇交溪村，雪后的天气晴朗。出村庄沿山中泥泞小径翻越两个多小时，记者登上海拔近千米的牛郎前山。
     
    　　山顶积雪尚未融化，眼前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竹林。但在这竹林中间，8棵被“斩首”后的红豆杉异常醒目，最粗的直经达70厘米。
     
    　　几根树桩上的锯痕依然新鲜，枝叶被撇在一旁，原本绿色的叶子变成了枯红色。
     
    　　作为我国特有树种的南方红豆杉，有“植物黄金”之美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与老虎、熊猫一起列为“世界十大珍稀濒危物种”。
     
    　　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的高效抗癌植物，价值极高，其提取物———紫杉醇是目前公认的广谱、强效抗癌药物，被誉为“晚期癌症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作为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树木，南方红豆杉却在南平遭到了大量砍伐。
     
    　　一位当地山民为此痛心疾首：“红豆杉能长到直径1米左右，大约要生长数百年，老祖宗的财产被不孝子孙给糟蹋了。”1月13日，记者在建阳偶遇一位登山爱好者。他给记者提供的一盒录像带显示，在牛郎前山背后，一根直径约1.3米的红豆杉被砍倒在地，树梢已被人运走。这位人士推断，可能是这棵红豆杉根部实在太粗、太重，难以运出山林，才被遗弃。
    　　
    红豆杉被砍林场称不知情
     
    　　除了被“斩首”的红豆杉成木，在牛郎前山上，一些红豆杉幼苗也有被损毁的痕迹。
     
    　　记者注意到，山顶上不足一米高的红豆杉幼苗几步一棵，有的甚至生长在路旁。一些红豆杉幼苗的根部有明显砍伤的痕迹，砍伤处已发黑，伤口处有的重新长出嫩枝。
     
    　　“都是砍树造的孽！”看到这一幕，62岁的当地农民尤思（化名）叹息道。尤思一辈子在大山里深居简出，经常上山采药，对山中的情况非常了解。
     
    　　尤思认为，红豆杉幼苗被砍，应是林场工人所为，具体说，则跟近年来当地实行的一项“兴林致富”政策有关。
     
    　　一个事实是，在“兴林致富”政策下，牛郎前山上的这片林地在9年前即被承包出去。
     
    　　按交溪村委和南平市林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平林委”，该单位现名为南平市林业局）签订的《山林租赁经营合同》显示，牛郎前山的林地原为交溪村集体所有，是一片混交林，竹子和树木相杂其间。1996年，南平林委以每年每亩22元的价格承包了该块山林，作为试验林场。
     
    　　尤思说，林场后来以种植毛竹为主，雇用了一批工人管理山林，包括山林的防火、防盗，以及给竹子打药和除草等。而所谓除草，就是给竹子清理生长空间，把竹林里的其他植物一律清除掉。
     
    　　当地森林公安机关介绍，清除竹林里的杂草和其他树木，是让竹林长好的一个普遍做法。
     
    　　尤思说，这些红豆杉幼苗是自然生长的。林场清山除草就会无意砍到红豆杉，而那些除草工人不认识红豆杉幼苗。
     
    　　据当地林业部门官员介绍，红豆杉生长期很长，野生红豆杉长到直径1米左右大约要数百年，而人工培育的幼苗30年最多能长20厘米粗。
     
    　　46岁的山民姚远（化名）依然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山干活累了，会从红豆杉树上摘一些红豆吃。面对竹林深处被砍伤的幼苗，姚远不断摇头：“太可惜了！”对于山上红豆杉被砍之事，村民的心态是“想管也管不了”。当地村民的一个说法似乎印证了这种心态。据介绍，在交溪村，哪个村民在山上挖一棵笋，即使已经下锅，林场人员知道后，也会从锅里捞出来竹笋扔掉，并处以罚款。
     
    　　1月18日，林场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对于管辖区内是否有红豆杉被砍伐，并不清楚具体情况。而建阳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一位人士透露，目前，尚未接到该地区红豆杉被砍的报案。
     
    　　建阳市林业局林政股一位官员说，现在由于人员、财力限制，虽然无法对一些深山处的珍贵树种进行记录备案，但一个不变的原则是，林地内发生红豆杉被砍事件，承包者必须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南平市林业局一位副局长则表示，在自己的林地里，决不允许砍伐红豆杉，但不能避免会发生偷伐现象，林业局的态度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对于深山中红豆杉幼苗的保护，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红豆杉成为雕塑原料
     
    　　出南平市区，经建瓯往建阳的公路上，沿途可见大大小小的根雕和木雕店。一位根雕店老板说，山里就是树木和竹子多，靠山吃山嘛。
     
    　　记者注意到，在大多数根雕或木雕店内，由红豆杉制成的雕塑都成了镇店之宝。在建阳市朱熹大道一家木雕店内，90％以上的雕塑由红豆杉制成。红豆杉被雕刻成菩萨、老寿星、关公等形象。一座高两米，直径近一米的红豆杉关公像被置于店面大门口，标价2万元。
     
    　　知情人士透露，在南平地区，一个公开的红豆杉雕刻市场早已形成。和此前媒体报道一些地区对红豆杉剥皮提炼紫杉醇不同的是，南平地区的红豆杉被偷伐后，仅仅用于工艺品制作。
     
    　　一位根雕加工店老板承认，红豆杉被买来后，树皮、木屑都会被扔掉。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南平地区的一些山林曾被台湾商人承包。台湾商人雇来大量的工艺师，把山中奇形怪状的树木挖掘出来，雕成工艺品，销往台湾和国外，其中包括很多红豆杉雕塑作品。此后，台湾市场逐渐饱和，加之大陆对红豆杉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台湾商人开始撤资转行，但那些从四面八方招来的工艺师都留了下来。
     
    　　如今，这些工艺师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从事木雕事业。建阳市一位工艺师透露，整个建阳，大约有30位工艺师在根雕店或木雕店工作，还有的给根雕企业带徒弟。
     
    　　1999年8月4日，中国政府将红豆杉列入国家一级珍稀濒危植物保护范围。
     
    　　尽管红豆杉被称为植物王国里的“活化石”，从树皮、树干、树根到枝叶全身是宝，但在南平当地人眼里，红豆杉仅仅是雕刻作品的优良原料。
     
    　　一位木雕店老板介绍，红豆杉之所以成为雕刻的好原料，一来是红豆杉质地硬，不容易裂变，不会变形；二来是红豆杉不容易腐烂，密度大；第三是红豆杉自然色泽好，心材紫红色，无需涂加其他颜色，因此成了高级家具和工艺品的特种用材。
     
    　　1月15日，记者在一家根雕店参观，适逢一位客户跟老板讨价还价。该客户想要一座红豆杉关公像，放到公司可以避邪。老板说，临近春节，亲朋好友间、上下领导间送礼频繁一点，所以销售比平时红火。
     
    　　一位木雕店老板在向记者推销其产品时说，现在过年，送礼不如买个根雕作为礼品实在。
    　　
    红豆杉雕塑利益链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记者在牛郎前山所见的8棵被砍伐的红豆杉和根雕店的高档工艺品有关，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雕刻用的红豆杉原料除少量存货外，多为偷伐者提供。
     
    　　一位根雕店老板说，一般来说，偷伐者会把红豆杉原料直接送抵加工地点。但由于如今有形的红豆杉越来越少，一旦碰上好的原料，有的作坊和企业甚至加入到偷伐行动中来。
     
    　　一位加工店的工艺师说，从深山里运出的红豆杉一般沾有很多泥巴，入厂后必须进行冲洗，洗完后需要晾干，晾干过程最长达1年时间，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红豆杉雕塑的成本。
     
    　　这位工艺师在无意中向记者透露，他所在企业最大一棵红豆杉存货是七八年前砍的，长度有七八米，直径近两米，现在不敢拿来雕，怕浪费了材料。
     
    　　在雕塑工艺品店，销售人员告知最多的是红豆杉的珍贵价值，他们并不回避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这一现实，相反，他们会热情告知记者这一点，以凸现其产品的珍贵性。在数家销售店，有的老板甚至把红豆杉的珍贵价值写上卡片，贴于雕塑上。
     
    　　最终，红豆杉的珍贵价值在南平地区体现为雕塑的价格。销售商提供的数据表明，一个词典大小的红豆杉雕塑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而高度在1米左右的红豆杉雕塑，价格多在几千或上万元之间。
     
    　　一位在当地干了13年的工艺师介绍，价格的确定是有根据的。以一根1米长、40厘米粗的红豆杉为例，原木可以卖1000多元的价钱，工艺师加工费在一千到两千元之间（视工艺师的雕刻水准），加工过程包括打坯、修光、打磨、碰漆等，整个过程大约耗时半个月。这样下来，这个雕塑产品的价格就达到了几千甚至上万元。
     
    　　此外，加工店在收购红豆杉时，会根据红豆杉不同档次确定不同的价格，纯原木、带根原木、根包石原木，价格一般逐步递升。而红豆杉紧急缺货时，会按原木重量进行交易。
     
    　　据了解，偷伐者确定原木价格的依据是运输成本和法律风险。红豆杉一般生长在海拔千米以上的深山阴林里，粗大的红豆杉很难从山中运出，而一些山林出口道路只有一条，一般会有岗哨检查，所以偷运出来非常困难。
     
    　　1月15日，建阳市几家木雕店内，时有顾客来询问加工费问题，老板给出的价格数据是每英寸加工费18元至22元不等。一家销售店老板说，现在生意还算可以，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已有人专门过来订货，而红豆杉雕塑最远已出口至美国。
    　　
    红豆杉经营者的“关系”
     
    　　建阳市林业局林政股一位官员说，假如市场上有新鲜红豆杉原木流通，肯定是非法砍伐的，因为南平林业部门没有审批砍伐珍贵林木的权利，只有省林业厅才有资格审批。它也不可能是人工培育的。因为根据经验，红豆杉人工培育周期非常长，从种子落地到长成大树，至少需100年以上的时间。而建阳市，去年才有企业开始红豆杉的培育工作。
     
    　　200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了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而红豆杉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按法律规定，任何人非法采伐、收购、加工、出售红豆杉将受法律制裁。
     
    　　200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取消了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罪名，确定了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
     
    　　实际上，在南平，因红豆杉而被判刑者已有先例。建瓯人黄某将一棵红豆杉非法加工成茶盘粗坯17片，后被查获。去年10月29日，黄某被法院以非法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黄某也成为建瓯首例非法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的获刑者。
     
    　　但在建阳等地，记者却没有听到有人因非法加工出售红豆杉而被查处的消息。
     
    　　“一些木雕加工店公开加工红豆杉，因为并非在砍伐或运输过程中发现，所以无法确定其是现砍还是存货。”建阳市林业局一位官员解释说。
     
    　　1月14日，记者以旅游者身份参观了建阳市内两家木雕加工店。这两家店都位于马路边，店内堆满了尚未完工的雕塑，红豆杉雕塑约占半数以上。工人毫不避讳陌生人的来访，他们只管忙着给雕塑打磨，喷漆。
     
    　　一位师傅模样的中年男子说：“树又不是我们砍的，我们只负责加工，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来查，其他地方好像查得都比我们这边严。”一位正在给一件红豆杉木雕打磨的学徒工笑着说。
     
    　　记者采访中，当地根雕老板们提到最多的词汇是“关系”。一位涉足该行13年之久的工艺师透露，能够开店一般是当地有关系之人。
     
    　　武夷山一位根雕店老板介绍，他曾想过到经济富裕地区开设分店，但考虑到外地没有关系，所以迟迟没有行动。现在本地已经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工商、林业部门不会来查的。
     
    　　建阳市一位木雕店女老板说，在这个社会生存，头脑要灵活。现在是管理松一点，即使管理加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相类似的一个声音是，“做生意其实是做关系”。1月14日下午近3点，建阳市一位木雕加工店老板招呼记者继续参观，他说自己要去上班了，但不过1小时，该老板又回到店里，他解释自己在当地工商局上班，周末，只需去单位签个到就行了。资料显示，福建是南方重点集体林区，80％以上的山林属集体所有。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林地被承包给企业或个人，“这些企业或个人或多或少跟政府有着某种联系。”一位知情人说。
     
    　　1月15日，交溪村通往外界的惟一一条5公里长的路被大雪封堵。在离村口3公里处，林场设置了一个检查站，防止有人从山里偷运名贵木材和竹笋。当地村民说，这个检查站已经存在好几年了，被砍掉的红豆杉，也必须经过这条路出去。
    　　
          ■相关法律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规定，南方红豆杉是国家一级保护的珍贵树木之一，人工培育珍贵树木国家鼓励和支持，但需经省林业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或委托的单位批准采集后方可采集。
     
    　　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非法采伐珍贵树木二株以上或者毁坏珍贵树木致使珍贵树木死亡三株以上的”属于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行为情节严重，应当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非法实施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等行为，牟取经济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数额特别巨大的，刑法第264条规定数额巨大判处3到10年徒刑，而刑法第344条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情节严重的处3到7年徒刑。
     
     
     
    12:21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生态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时

     
    　　国务院62个部委新闻发言人信息公布被认为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信号，专家认为这项制度将推动政务公开透明
     
    　　2004年12月28日下午4时，北京昆仑饭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新办）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和记者交流会。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在会上公布了国务院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赵启正表示：“从现在起，国务院将每年公布发言人姓名及通讯方式等信息”。
     
    　　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则强调，新闻发言人不仅要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面对记者。
     
    　　一位与会人士分析，国新办的举措，表现出高层希望与媒体和社会主动沟通的姿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认为，虽然现在谈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如何还为时尚早，但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本身就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信号，说明各级党政权力机关已经意识到自身话语权的重要性。
    　　
    新闻发言人难以电话联系
     
    　　在没有公布新闻发言人名单和电话之前，媒体采访国务院部委的一般程序是：先发传真确认记者身份，再发采访提纲，等待部委宣传部门安排专人接受采访。一位跑线记者说，碰到敏感的问题，等待回复的日期会遥遥无期。
     
    　　那么，在国新办公布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及其通讯方式等信息后，记者采访的效率会如何呢？2004年12月29日，记者按国新办公布的电话，对一些部委的新闻发言人进行了采访。
     
    　　29日当天，记者拨打了14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电话，均未能直接找到新闻发言人。其中4个部委电话无人接听，其他部委电话均由新闻发言人助手或者新闻发言工作机构办事人员接听。不过，通过下属部委的联络，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了记者采访，另有两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联系采访中，交通部、商务部、水利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要求记者发正式采访的传真，其中一些部门还要求传真记者证复印件，核实身份。随后，记者向交通部、商务部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了采访传真，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只有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给予了电话回复，称新闻发言人年终很忙，暂时无法接受采访。
     
    　　公安部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国新办对外公布机构电话后，公安部已经接了很多热线电话，新闻发言人不可能有时间坐在这里接电话。若需采访，原则是先发书面申请，确定身份后再安排采访，不可能立刻给予答复，但会尽量考虑新闻的时效性。
     
    　　另外，审计署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拒绝了采访，他们认为和部委信息即审计工作无关的内容，可以不接受采访。
     
    　　文化部和水利部的新闻发言人助手均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即使不能直接联系上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所在的宣传信息部门也将保持信息畅通。
     
    　　此外，一些部委有对口记者制度，如发改委、卫生部要求记者必须通过本报跑线记者牵线，才能开始正常的采访程序。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处处长华清告诉记者，公布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电话，主要是方便媒体采访，以结束以往那种互相推诿的现象。“长期来看，我们会力促所有部委都设立新闻发言工作机构。”
     
    　　一位时政记者对此的看法是：原来该怎么采访，现在还是怎么采访，但能够公布电话，确实是种进步。
    　　
    新闻发言人大多身兼要职
     
    　　记者注意到，新闻发言人一般身居要职。在此次公布的75位新闻发言人中，级别最高的是副部级，如监察部的新闻发言人是该部副部长李玉赋。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已成为“副职”发言人。
     
    　　如上文所述，记者通过国新办公布的联系电话直接采访有关部委新闻发言人均未果，而这些新闻发言人的助手和新闻发言工作机构的办事人员流露出的一个普遍声音是，“领导”工作繁忙，不能随便打电话与其联系。这与国新办要求的“任何时候面对媒体”相距甚远。
     
    　　此前有人担忧，让相当级别的官员任新闻发言人，会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变得官位浓厚。在官位思想和本位主义的主导下，新闻发言人将背离发言这一最终目的，滋生特权思想，远离媒体和公众。
     
    　　国新办新闻处处长华清对此的解释是，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一个班子，如果是专门接电话，那就成了普通的工作人员了。从长远来看，各部委培养专职的新闻发言人是努力方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说，新闻发言人几乎都为兼职，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初期的一个特色。若要做得更好、更专业化、更职业化，包括增强新闻发言人的权威性、责任感、设置一个专门的职位是非常有必要的。
     
    　　据了解，中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始于1983年，出发点是“满足对外宣传需要”。华清介绍，新闻发言人现在已逐步演进为政府工作改革的一部分。
     
    　　2003年“非典”期间，掩盖或披露真实信息带来的不同社会效果昭然若揭。北京、上海等少数国家机关和省市开始任命新闻发言人。2003年9月和11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66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随后南京、云南、重庆等几十个地方的新闻发言人相继登台亮相。
     
    　　事实上，虽然各部委逐步建立起新闻发言工作机构，但碰上专业问题，还必须找专业官员采访。“当前的新闻发言人不仅仅是发言人角色，还是媒体联络者角色。”国新办一位官员如此表示。
     
    　　此前，“无可奉可”一度成为发言人惯用的辞令。对此，国新办的官员说，从宏观上、总体上认可政府新闻发言人不能说“无可奉告”的理念，但对于具体的、个体的发言人，我们不做这样强制性的要求。发言人制度的完善、成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无法做到完善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诚信，坚决不允许用虚假信息制造虚假的完美。
     
    　　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官员对此的说法是“新闻发言人不是花瓶”。
    　　
    新闻发言人与“信息垄断”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实事求是地说，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善。”国新办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4年12月28日，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对中外媒体表示，目前我国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20个已经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62个国务院部门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成立了工作班子。
     
    　　据了解，目前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发布会，如外交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政府等；二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迄今做的那样，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中心，进行新闻发布活动。
     
    　　对此，一些专家在肯定其取得成绩的同时，对如何防止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信息垄断依然表示担忧。
     
    　　“从现有情况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具体操作权还在政府，实质性进步可能说不上。”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分析，“采访难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专家分析，新闻发言人面对的记者提问，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质疑，一种有限的双向沟通，因而这种对话多少具有一些公开监督的性质。其中，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是难以界定的，这就容易形成信息垄断或者失语症。
     
    　　一个事实是，从去年6月下旬国家审计署掀起审计风暴起，在半个多月中，李金华审计长报告中被点名的中央部门和机关迟迟没有积极地向公众做出回应，甚至对媒体的采访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本应在此时大显身手的各部门新闻发言人，也迟迟不见身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事局局长汪兴明说，为使新闻发言人工作职能得以实现，需要有一套制度加以保证。这套制度，不是新闻发言人本身能够做到的。它是一个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他还表示，新闻随时都在产生，一个发言人不可以将所有的新闻都垄断，所以他个人认为，专家们不必对信息垄断的问题太过担心。
    　　
    新闻发言人与“透明政府”
     
    　　2004年12月29日，新华社发文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为打造“透明政府”形象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博士谈志林认可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及公民对于自身权利意识的强化，都在促使政府向透明方向转变。而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契合这一转变的。应该说，这也是政府形象塑造的一种模式和手段，是政府公关的一种选择。塑造政府向透明化、制度化转变的形象，是一种基础性制度装置，这将促使政府会更加透明化。
     
    　　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的明智之举，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以攻为守，背后折射出的理念是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这是值得肯定的。
     
    　　专家们同时认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做保障。
     
    　　“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无论是政令还是法律，都很难推行。”社科院法学所张明杰副研究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想设置更明晰的法律责任，只有上升到法。”据悉，我国的《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已经起草完毕，《政务信息公开法》已被十届人大常委会列为规划议案。该法实施后，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将被视为违法。这也被看做与世界通行的惯例接轨。据了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信息公开法。而联合国1946年第59号决议规定，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
     
    　　原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撰文指出，无论是根据世贸组织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还是根据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需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应当成为我国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此，国新办新闻处处长华清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允许有前有后，有快有慢，总有个过程，但总体上一直在促进中。
    　　（本报记者魏铭言、郭晓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链接
    　　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西方发达国家，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分普遍，这项制度是推动政务公开和透明，增进执政部门与普通老百姓之间联系的重要手段。
     
    　　以美国为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总统新闻发言人。一般认为，19世纪3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
     
    　　1966年和1976年，美国还先后制定了两部涉及知情权的重要法律《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明确规定政府信息要公开，公众有了解和取得政府文件的权利等。
     
    　　据估计，如今的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
    　　
     
     
     
    12:17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新闻与政治

    说难听点就是传销

     
    　　内部人士曝光京城部分造林公司运作内幕，一些被“洗脑”的群众成为牟利工具至今执迷不悟
     
    　　看到自己的办公桌被安排了新人，阳林知道，自己已被公司巧妙地解雇了。阳林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静静地收拾好自己的物品，转身从办公室出来，轻轻地把门带上。
     
    　　他的上司，一位项目经理正站在门口，亲切地称呼他“阳哥”。阳林礼貌地报以微笑，平静地向电梯走去。
     
    　　这一幕发生在北京阜成门外大街某造林公司，时间为2004年11月3日。阳林并非第一个遭遇此般处理的员工，而更多知情者向记者透露，京城许多造林公司中，类似场景几乎每天都会上演。
     
    　　结束造林公司两个月的职业生涯之后，阳林用“解脱”、“释然”来形容现在的心情。他已确信，对于造林公司而言，自己这样的员工只能是个匆匆过客，是个被利用的角色。
     
    招聘还是招商？
     
    　　2004年11月3日下午，一份本地报纸的第62版上，阳林刚刚离开的那家公司又刊出了招聘广告。广告称：本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及绿色产业建设的集团企业，为开拓北京市场，需要招聘项目经理、商务代表若干名，待遇为3000-5000元不等。
     
    　　阳林用笔把报纸上造林公司的招聘广告一一勾出，数目不下10家。令记者意外的是，十几家公司中，没有一家直接冠名造林公司，所谓××科技公司、××金融集团或者××实业者却比比皆是；有的公司甚至不留名，直言“中老年直聘”，只留下公司的地址。
     
    　　一位曾在4家造林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肯定了阳林的指认，他告诉记者，鉴于媒体对造林公司的质疑，一些造林公司每次招聘都会更换称号。以北京东方森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就曾以“东方森茂”、“东科”、“东方实业”为名进行过招聘。另一些造林公司由于兼营期货交易，打出金融公司的名号。
     
    　　“招聘名称常换，一般不留咨询电话，态度稍好的公司留个问路电话。为何？”指着广告，阳林给记者分析道：一方面，公司故意制造一种神秘感，吸引人直接到公司来一趟。另一方面，公司在保护自己。
     
    　　用阳林的话来讲，只有应聘者来到公司后，公司才能对他们每个人作出准确“估价”。另一位业内人士则透露，公司对应聘者初步估价的标准是：有没有京籍户口，是不是积累了广泛的社会关系，是不是属于特殊人群，如退休人员、教师等。
     
    　　初步估价之后，公司会有选择地向一部分应聘者发出培训通知，培训后参加简单的考试即可成为公司员工。“这个时候，造林公司招聘的真正目的就表现出来了，”阳林狡黠地笑道，“公司招你为员工，就是希望你成为托管林地的投资者。”
     
    　　记者此前对北京4家造林公司进行调查，证实阳林所言不虚。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每一个应聘者都是潜在的投资者。而对所谓的“员工”，一些公司既不给底薪，也不签订劳动合同。惟一的证明标志是，公司给新人配发了“胸卡”，胸卡上标示“××公司编号××”。
     
    　　一位业内人士戏称，造林公司打出招聘广告，相当于向人们发出投资“要约”，而面试的过程，相当于挑选客户的过程。
     
    　　查阅有关本地媒体不难发现，几乎每家在京造林公司招聘广告的频次，每月至少在1次以上。而公司到一些人才市场和社区的招聘，频率之高更无法统计。
     
    　　“玩的就是人海战术，没有源源不断的招聘，公司就失去了财源。”一位曾长期从事造林招商的人士说，能这样做主要由于公司不向基层员工支付底薪。而下岗失业者人数众多，也为这种“人海战术”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
     
    培训还是洗脑？
     
    　　大约加入造林公司一个月后，47岁的阳林已经相信，托管造林既有高额回报，又有社会效益，自己正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
     
    　　他开始奔波于自己的亲友之间，逢人即谈政策、谈收益、谈保障，有时谈到深夜就睡在亲友家。一些很久不联系的同学，阳林也试着联系。甚至坐出租车，阳林都会向司机推介林地托管事业。“这么好的事，你如果不介绍给亲友，会觉得对不起良心似的。”阳林坦承自己当时的想法。
     
    　　但就在今年10月的一天，当他再次试图说服自己的老邻居投资林地时，这位老邻居没有开门，而是隔着门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还好意思把这破玩意给我看？”说着，把撕碎的宣传资料从门缝里丢了出来。此时，包括《新京报》在内的数家媒体已开始质疑造林公司的引资陷阱。
     
    　　受到打击的阳林也已醒悟，他叹息着说，公司的“洗脑”对自己影响太大了。今年8月，阳林作为新人进入造林公司。此后的每周一上午，他会参加公司全体员工早会———伴随着雅尼的音乐，公司领导现身对员工高呼“亲人们”、“人才们”、“家人们”，接着用国家林业政策和大好形势来“砸”人，然后宣传投资林业高额回报、沟通交流技巧，以及强调对公司的忠诚。
     
    　　这种培训早会，时间一般长达三四个小时。会后，各部门又会根据早会精神，结合部门业绩开小会。为增强会议效果，公司会请来一些重量级人物到会宣讲，如影视明星、原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退休干部。
     
    　　今年57岁的王女士加入某造林公司前，上过培训课，如今，她已经是该公司行政总监，而代价则是动用十多万元购买了20亩林地，一生积蓄差不多全部砸进去了。即便如此，在本公司的培训会上，看到领导高喊“好”、“棒”之类的口号，她还是觉着别扭。
     
    　　王女士说，这种培训在造林公司是家常便饭，公司有没有派专人进行林地维护，没人知道，但大会小会一天到晚都在开，基本没人可以缺席。“公司为了给员工彻底洗脑，会占用员工大部分时间，例如下班后不让回家，而委婉说有些事一起分享一下，会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双休日，公司还要搞各种各样的培训，让员工的思维始终围着公司业务转。”阳林向记者出示的一份“荣誉证书”上显示，他参加公司“交流高手”研习班顺利结业。
     
    　　事后想想，几个月的经历原来不堪回首。阳林叹着气说，他现在最过意不去的是，自己曾想过动用大哥大嫂留给侄子的一笔遗款———“如果当时真动用这笔钱购林，后半生我将生活在良心煎熬之中。”
     
    传销还是营销？
     
    　　2004年10月的一天，阳林被要求摘下“胸卡”，以“投资者”身份陪同一客户去河北参观林地。走之前，他被要求不能暴露身份，到现场更要极力吹捧林地。
     
    　　在河北霸州，阳林发现公司的林地并非所宣传的集约化产业化专业造林，行株距与公司及所谓“林业专家”介绍的情况也差距甚大。
     
    　　联想到公司让自己做“托”的行为，阳林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而此后目睹公司的各种表演，他的疑问越积越多，直至最终成为公司眼中的“另类”，被迫出局。
     
    　　但更多的员工或者已从中获利，或者欲罢不能，因为自己和亲友们已投入巨资购买了公司的林地。
     
    　　调查显示，造林公司会动员员工利用自身一切人际关系，发展客户。有时员工会接到指令，把能够发展的客户列出详细的公关计划上报，由经理作出甄别，最终敲定突破对象。
     
    　　一位曾经在4家造林公司任职并担当重任的人士透露，每托管成功1亩林地，业务员一般可以提成300元左右，作为业务员直接领导的招商主管可以提成400元左右，而项目经理可以提成600元左右，级别越高，提成越多。这一激励机制吸引了不少人留下来。“靠这种金字塔式提成方式，暴富了一批人”。该人士说。
     
    　　5位东方森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介绍，按公司规定，一个员工在一个月内推销出第一个10亩林地，可得1800元，第二个10亩，可得2800元，第三个10亩，可得3800元。而一旦完成50亩的业绩，普通商务代表就可以升职为项目经理助理，可以享有每月1000元以上的底薪。
     
    　　公司为了扩大业绩，还设置名为“战神杯”的竞争机制。即对每个下属部门业绩进行排序，谁是第一，就获得“战神杯”，可获5000元现金奖励，这笔钱由项目经理具体支配。因此，在内部工作会议上，有项目经理会当着大家的面痛哭流涕，以激励士气，有时甚至诱导员工立下“军令状”。
     
    　　而对于没有业绩的员工，公司会逐步冷落。就像对阳林那样，在未行通知的情况下，将座位安排给新来的员工，让其知难而退。
     
    　　记者现场所见，数家造林公司的办公场所出奇地相像。地点一般是5A级写字楼，进门大厅挂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展林业方面的语录，能容纳上百人同时入座的会议室也是必备的，墙上贴着公司宣传所示的林地图片及专家顾问头像。另一个共同点可通过造林公司的招聘广告发现，“欢迎教员和退休人员”是他们共同使用的特别提示。
     
    　　11月4日，一位60多岁的退休人员，以造林公司项目经理助理的身份出现在记者面前。老先生已向公司购买了10亩托管林地，他说，晚年能找到这样一份利国利民的工作，感到很幸运。也希望记者能够投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和老人聊天时，记者发现三步之内总站着一位管理者模样的人物。知情人士介绍，造林公司有一套不成文的监督机制，员工之间的交流经常受到有关领导的监听，员工一旦表现出对公司的不同意见，立刻会有领导对其展开心理攻势，严重者将被劝退。
     
    　　“生活在这样的公司环境里，你会不自觉地想到传销。”阳林说。而一位公司员工严革则直接对记者说，造林公司的营销模式，“说好听一点是类传销，难听一点就是传销”。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为公司效力，因为他至今仍认为，投身托管造林事业既能获利，又可为社会做贡献。
    　　
    林权证在哪里？
     
    　　11月3日，北京东方森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4位员工向公司索要自己所购林地的林权证和该块土地承包协议书，公司则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4人要求面见总经理，亦无结果。工商注册资料显示，东方森茂成立于2003年12月1日，注册资本100万元。
     
    　　其宣传材料《东方金典》声称，公司一期造林基地位于河北省霸州市，面积2万余亩，均为1-2年生优质速生杨。材料同时显示，2004年4月中旬，公司一期基地建设中的最后4000亩速生丰产用材林种植完毕。
     
    　　11月8日，记者致电霸州市林业局项目部郭主任获知，东方森茂在霸州市拥有林权证的林地只有700亩左右。
     
    　　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的一个细节是，公司一位副总带领客户参观时，竟然不知自己公司的林地在哪里，带错了路。另外，公司带客户进行实地考察时，经常去的是同一块地。
     
    　　上述情况带来不可避免的疑问：东方森茂公司是否将几百亩林地重复卖出，以此敛取暴利？
     
    　　据记者了解，该公司现有无底薪员工几百人，招聘广告还在继续刊登。一位买下公司10亩林地的员工向记者出示了一张收据，收费名目是“托管合作费”，金额为63800元。该员工说，公司给一般客户开的都是收据，没见过发票。
     
    　　11月8日，一位税务官员告诉记者，如此大的现金交易，不开发票是不正常的。
     
    　　结束采访后，阳林给记者发来一条短信，他写道：“骗子之所以骗得得心应手，他们已把驾驭政策和各种法律规范漏洞当做自身超乎常人的优势。”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阳林、严革两人物使用了化名）
    　　
     
     
     
    12:13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暗访
    August 12

    省委书记李源潮叫停“政绩广告”


    　　■核心提示

    　　针对新华社记者批评江苏部分厅局级机关排队刊登“政绩广告”，记者此前在南京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地市级政府机关在媒体上刊登专题报道的现象比较明显，而省级部门的类似专版数量并不多，但却是今年的新现象。
    　　目前也暂无直接证据显示上述专题报道与江苏本月进行的省级机关行风评议有关，但省委书记李源潮高度重视有关批评，强调政府机关不能搞“政绩广告”，媒体不能搞“有偿新闻”。

    　　临近年终这几天，郑治（化名）突然闲了下来。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会在南京一些单位穿梭采访，然后发稿。

    　　名片显示，郑是南京一家省级媒体的专版记者，但熟人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一名广告业务员。每到年末，会有一些企业和政府机关希望在这家省级媒体上露个脸，宣传一年来的工作成绩。郑治的任务，就是用合适发表的文章形式来满足这些需求。

    　　12月中旬，郑治接到指示，搁置手头的广告计划，原因是省里有重要批示，新闻单位不能搞“有偿新闻”。

    　　江苏省委宣传部一位官员透露，这个重要批示直接来自省委书记李源潮。12月14日，李源潮两次批示：政府机关不能搞“政绩广告”，不仅评议时不能搞，平时也不能搞。新闻单位不能搞“有偿新闻”，此风不可长。

    　　15日，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批示：制止自吹自擂、自我表扬、哗众取宠之风。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志军随后也要求认真查实，坚决制止，对媒体加强监管。

    　　而两位省委高层的批示均由新华社记者撰写的一篇述评文章而来，14日当天，此文通过网络广为转载，题为“江苏部分厅局级机关排队刊登广告宣传领导政绩”。

    　　文章锋芒所指：12月初以来，江苏部分厅局级机关排队在省级媒体刊登“政绩广告” ，一家单位甚至“高价买下了报纸头版的版面”。而这种“怪现象”与该省当月开展万余群众评议82个省级机关厅局级单位有关。

    　　“新华社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不管这个‘浪’有多大，‘风’肯定有一点。”江苏某省级机关一位宣传官员认为，这对政府机关也是敲了一个警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追踪两则专题报道

    　　记者翻阅一家省委机关报发现，去年12月1日至15日，地市政府及机关的专题报道刊登频率高于今年，但并无一家省级机关厅局级单位刊登专题报道。

    　　12月15日，南京大学图书馆，记者查阅了江苏一家省级党委机关报半个月来的存报，仅发现两家厅级机关的专版报道，12月3日的B4版和12月9日的B3版，报道对象分别是江苏省审计厅和江苏省财政厅。

    　　相对而言，一些地、县、市政府机关的专题报道刊发频率较高，基本是一两天一篇。

    　　“这就是形象广告。”看到相关文章的复印件后，数位在宁媒体广告部负责人如此表示。一位在省级机关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也持同样看法，“至于有没有付钱，或者付了多少钱，这个只有当事双方说得清。”记者注意到，江苏省审计厅的两篇专题报道占据整版篇幅，文题分别为《哪里有脚手架，哪里就有审计的身影———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纪实》、《打造一支响当当的队伍———江苏省审计厅加强审计队伍建设侧记》。 两文均未以“本报记者”形式署名。

    　　16日，江苏省审计厅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证实，上述文章由厅办公室全权负责，并联络媒体发表，并未向刊发媒体支付费用。

    　　财政厅的报道则是半版篇幅，为财政厅一位负责人的署名文章《以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

    　　江苏省财政厅作风办一位副书记就此表示，按常理，厅领导发了文章，报社得支付稿费，怎么会反过来向报社支付费用。

    　　一个略有出入的细节是，16日当天记者致电财政厅办公室时，对方一听记者的身份即问：“你想搞专版？”随后又表示：“我们有相应的预算，但暂不考虑省外媒体。”在刊登上述专题报道的报社，机关党委一位领导说，为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计，包括中央媒体在内的各级党报都会适当做一些先进人物、事迹的典型报道，这是主旋律。

    　　而该报广告管理中心一位负责人则表示不清楚此类文章是否收费。

    　　但在另一场合，这家省级机关报的一位业务员介绍，B版半版广告底价为32000元/次。如果是“软文”，报社可以派人操作，寻找新闻点灵活处理，也可由单位自己写好，由报社修改后发布。

    　　调查中，记者未能证实所谓“排队刊登广告”的现象，也并无证据显示，相关专题报道与江苏此次机关作风评议活动有关。

    　　但从时间上来说，江苏省级机关今年首次开展作风评议活动，群众投票时间正是12月1日至15日。

    　　记者翻阅上述省委机关报的另一个发现是，去年12月1日至15日，地市政府及机关的专题报道刊登频率高于今年，但并无一家省级机关厅局级单位刊登专题报道。

    形象广告三大特征

    　　商业广告一般禁用“销量第一”、“治愈率百分百”等表述，但在有关形象广告中， “一流队伍”、“成绩显著”、“跨越式发展”等词汇应有尽有。

    　　专版记者郑治更愿意将一些政府机关的专题报道称为“形象广告”。

    　　他分析说，此类形象广告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篇幅大，对开大报，要么半版，要么整版。二是不管形式怎么变，内容总是政府改革动态、成绩之类，有时还配发政府官员或者政府部门照片。

    　　三是基本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度，看得最多的还是刊登单位本身。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最隐蔽的形象广告会以新闻形式出现，一般是机关单位自我写作，由媒体广告部进行一定修改。

    　　南京市工商局一位人士认为，商业广告一般禁用“销量第一”、“治愈率百分百”等表述，但在有关形象广告中，“一流队伍”、“成绩显著”、“跨越式发展”等词汇应有尽有。

    　　这位工商人士同时称，目前尚无法对此现象进行治理，因为相关文章特征模糊，能否界定为广告尚存很大争议。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已有国内媒体仿照国际习惯，刊登特殊的广告形式———Advertorial（直译为社论式广告）。这一形式介于广告新闻之间，尽量贴近媒体自身的报道形式，用第三方的视角关注一个事件或者产品，但必须在醒目的位置标注Ad鄄vertorial，一般都将文字框起来，以区别于新闻报道，对读者明示其内容属性。

    　　而南京当地媒体刊发的一些“专题报道”，大多以“专版”、“特刊”或者“××采风”等形式出现。其文首一般会有类似表述：“×部门服务‘两个率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或者“在×××领导正确领导下，××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开拓创新，创造了新的辉煌”。

    　　记者翻阅12月以来的南京市级某媒体，最多时一天曾对3家政府机关进行类似专版报道。

    　　而在江苏一些厅局级机关，接受采访的媒体联络人士均表示，年终刊发宣传性报道， 是“人之常情”、“习惯做法”。

    能否改善宣传方式

    　　政府机关果真想提高工作透明度，让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应改善和提高宣传水平，而不是简单地刊登“软文”或形象广告。

    　　记者此前采访南京多家政府机关，无一单位公开承认在经费预算中列支“广告费用” ，相关媒体负责人也不愿回答相关形象广告的具体份额。

    　　有本地媒体人士介绍，江苏一份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曾将头版二条辟为企业和机关刊“软文”专用，价格不菲。

    　　而记者对江苏某省级报纸12月上半个月的广告统计显示，不足50个版的广告总量中，专版约12个版，由此推算，专版广告收入应占据该报广告总收入的24％以上。

    　　而该报一位内部人士提供的数据与此相吻合———形象广告收入一度达到全报广告收入的50％，但现在上级部门管得严，今年的比例降至20％多，而该报本年度广告总收入预计为6000万元左右。

    　　这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政府机关除了花钱刊登广告外，也有以多订报纸来换取广告的刊发，所有订阅报纸的费用就此转化为刊登政绩广告的成本。

    　　一个相关背景是，南京市场化媒体竞争激烈，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这种竞争客观上挤占了机关报的广告市场份额。

    　　江苏某媒体广告部负责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虽然目前机关报发行量不小，但读者群狭窄，对其吸纳商业广告不无影响。”“彻底取消形象广告，将会令一些媒体的经营出现压力。”一位广告界人士说。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取消形象广告已成大势所趋。

    　　今年5月，中央三家部级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率先向社会承诺，不再刊登形象类广告。

    　　新华社在相关消息中还透露，在中央主要报纸取消形象广告后，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全国媒体深入开展清理不良广告行动。

    　　就此，南京一位媒体负责人分析说，所谓形象广告对政府工作的宣传效果也十分有限，这些信息往往难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这位负责人表示，有关政府机关果真想提高工作透明度，让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应改善和提高宣传水平，而不是简单地刊登“软文”或形象广告。
     
    刊登政绩广告者评议落后

    　　一位媒体人士透露，去年南京一家报纸在年终大量刊登机关政绩广告，在作风评议中，其自身排名倒数几名。

    　　12月17日，江苏省省级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此次省级机关作风评议结果已在统计中，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82家单位参评，要登广告半个月也不够呀。”这位工作人员说。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的有关负责人则对此前的媒体报道不愿置评。

    　　据介绍，今年是江苏省级机关第一次开展作风评议活动，涉及省级机关厅局级单位、部分中央部门管理单位82个。评议后，排名靠后的单位将被责令限期整改，主要负责人将接受诫勉谈话；连续两次评议排名末位的单位，主要领导还将受到组织处理。

    　　需要交待的背景是，“万人评议机关作风”活动于2001年下半年在南京市首次开展，其推动者正是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当年的评议结果，让南京市政府两名局长丢了“乌纱帽”。

    　　今年，南京市同样开展了作风评议活动，而《南京市市级机关作风建设综合评价方案》作出规定：为确保群众评议机关的公平、公正，每年11月－12月，被评议部门（单位） 不得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广告式的自我宣传……对直接影响评议公平、公正的行为，一经举报查实，视情节给予扣分。

    　　但今年11月公布的《江苏省省级机关作风建设评议方案》中，尚未有类似规定。

    　　一位媒体人士透露，去年南京一家报纸在年终大量刊登机关政绩广告，在作风评议中，其自身排名倒数几名。

    　　
    7:31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新闻与政治

    谁谋杀了婴儿？——安徽阜阳假奶粉调查


        4月11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出生刚满百日的女婴徐汉菁躺在奶奶的怀抱里，双目紧闭，嘴巴和鼻子凹陷于过于肿大的脸庞中。

        小汉菁不知道，在出生后的100天里，她实际上每天都在向死亡线飞奔。就在即将撞线的瞬间，人们拉住了她，千方百计捡回了这条命。

        这一番生与死的搏斗已经持续了10天。4月初，小汉菁的父亲徐同然抛下等着拾掇的庄稼，带着全家赶到阜阳。此时，徐汉菁已是岌岌可危。

        一家人的生活从医院开始，在医院结束。每天，他们心急如焚地守候在病床前，看着一滴滴的营养液从细如红线的静脉流入小汉菁体内。

        对于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来说，这样的场景真已司空见惯。大半年来，他们已经接治了症状类似的70个婴儿，诊断都是：营养不良综合征。 

    奶粉“杀手”

        徐同然一家6口，父母和妻子在家务农，一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与数不清的阜阳农民一样，徐同然和弟弟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然而今年春节过后，徐同然没能背上铺盖卷往城里赶，因为他的女儿出问题了！

        徐同然说：“孩子刚出生时，她妈妈没有奶水，她爷爷就到街上买了奶粉给孩子冲着喝。七八天后，孩子开始发烧，我们以为孩子感冒，就到医院打针；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又发烧，还开始呕吐。我们就把孩子送到了阜阳市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的医生一看我孩子就问，是不是吃假奶粉了？”医生立即组织抢救，还要家长在病危通知上当场签字，直到这时候，徐同然才知道孩子可能保不住了。

        此时小汉菁已是命如游丝，但徐家根本没有怀疑过奶粉是否有问题。恰恰相反，婴儿食用了这种奶粉后出现浮肿，脸部尤其明显，一家人还以为这种奶粉特别长身体。

        徐同然也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阜阳农村已有许多婴儿受害。根据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住院记录，因食用劣质奶粉导致营养不良的婴儿多达70例。而如今阜阳市辖三区（颍州、颍东、颍泉）、四县（太和、临泉、阜南、颍上）、一市，人民医院

        有近十家，各家人民医院都接治过类似病例。

        让我们看看奶粉“杀手”对这些小生命的摧残： 

        韩奥强，太和县三堂镇人。食用标注“内蒙古永欣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伊鹿牌”婴幼儿奶粉，两个月后，小奥强高热不退，经常腹泻，脸胖腿细，肚子肿，医生诊断为“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经过全力救治才侥幸存活，但至今还有肝肿大的后遗症。医药费开支高达4万余元，韩家从?吮掣撼林卣瘛?
        张阿雪，利辛县（原属阜阳市辖县）张村镇人。一出生就食用标注“雪丰”牌婴儿奶粉，两个多月后，小阿雪脸庞肿大，呕吐不止，喉管开始堵塞，清水也难以下咽。医生诊断为“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紧急抢救后方才转危为安。

        张文强，临泉县吕寨镇人。出生后七八天，家人从阜南一小卖部购买了某“名牌奶粉”，一个多月后，小文强头大身子小，并伴有发烧、呕吐等症状，经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综合征”。为抢救儿子，张家付出了整整一年的打工收入。

        ……

        一个个婴儿甚至没来得及学会叫一声“妈妈”，就被残忍地谋杀了。

        这些婴儿出生以后，体重竟然越来越轻。奶粉是他们唯一的食物，而这些所谓奶粉，营养甚至还比不上稀薄的米汤。

        他们是不幸的，刚刚出生就遭遇横祸；他们又是幸运的，毕竟大难不死，捡回了一条小命。然而，还有一个个婴儿甚至没来得及学会叫一声“妈妈”，就被残忍地谋杀了。在阜阳市人民医院的住院登记簿上，刺目的红字记下了一个个死于“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的婴儿：

        林乐，4个月；李强，3个月；马长远，2个月10天；吴毛毛，4个月；李城市，8个月13天；刘欢，40天；周龙翔，4个月；

        刘阳，4个月24天；……

        他们刚刚来到摇篮，就懵懵懂懂地被送进墓地。他们如此幼小，也许还不懂得什么是怨愤，但在短暂的人生之旅中，小生命却尝尽了苦痛。

        医生说，这8个婴儿在医院死亡，所以院方有死亡记录。还有不少农民看到婴儿病情实在严重，或者根本无钱医治，不得不放弃治疗。这些婴儿一般而言无法幸免于难。 

    “杀手”真相

        从照片上看，那些受害的婴儿几乎都是“大头娃”：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有的甚至皮肤溃烂，内脏肿大……

        “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不可能是传统的营养不良。传统营养不良患者面容很瘦，腮上没有脂肪。而我们收治的患儿腮上有脂肪堆积，猛一看面容像泥塑娃娃，头大大的，但身体却是又瘦又小，并伴有浮肿。”市人民医院儿科刘医生介绍说。

        出生后的婴儿生长发育十分迅速，体重应该增加很快。可是这些患儿出生三四个月，一般体重只能增加两三斤，很多已停止生长，甚至越长越轻。患儿李看刚刚出生时体重8斤半，6个月后体重居然比出生时还要轻半斤多！

        医生了解到患儿平时只是食用奶粉，奶粉自然成为怀疑对象。果然，阜阳市疾控部门收到13位患儿家长送检的13种奶粉，经检验全部不合格。这些奶粉每100克蛋白质含量大多为2－3克，最低的只有0.37克！

        徐同然拿出一份由阜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出具的检验报告，上面写着，由黑龙江某乳品公司生产的奶粉蛋白质含量严重偏低，每100克奶粉含蛋白质1克。

        “检测人员告诉我，按照国家标准，刚出生婴儿吃的奶粉，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应该是18克！这种奶粉毫无营养，等于是给孩子喂了两个月的白开水，喝米汤都比它强！”徐同然咬牙切齿地说。

        阜阳市工商局接到报告后，对全市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放在县级批发市场和农村集市，发现问题很严重：抽检的75种婴儿奶粉中有33种不合格，而不合格的项目全部集中在蛋白质含量上。

        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张医生介绍说，长期食用劣质奶粉的婴儿由于缺乏身体发育所必需的各种营养要素，往往会出现造血功能障碍、内脏功能衰竭、免疫力低下等症状，一旦出现病变，抢救难度很大。

        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经发出警示，指出婴儿出生至18个月是儿童营养的关键年龄段。此时营养不良会导致传染病的易感，免疫力下降，身高、体重受限，增加成年后患各种慢性病的危险。 

    谁在谋杀婴儿？

        在阜阳农村，种地几乎挣不到钱，相当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多年轻夫妇在小孩出生不久就双双外出，留在家里的婴儿全靠老人用奶粉喂养。

        农村老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自己一辈子都未尝过奶粉是什么滋味，因而无从鉴别奶粉的优劣。而一些劣质奶粉质量虽差但包装并不逊色，有的甚至打着“国家免检产品”、“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等标志，更让他们真假难辨。 
        
        每袋400克的劣质奶粉，零售价一般在10元左右，比国内外名牌奶粉便宜不少。相对低廉的价格成为市场杀手锏，刺激了经销商的售劣积极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销商告诉记者，一些劣质奶粉进价只需4－5元，零售时以10元的价钱卖出，批发价也在8.5元以上，比经营正规奶粉的利润高
    多了。

        工商人士透露，劣质奶粉生产商一般喜好仿冒黑龙江、内蒙古等产奶盛地的奶粉，因为黑龙江、内蒙古奶粉品牌众多，劣质奶粉厂商很容易混杂其中，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随着患儿一个个浮出水面，阜阳市工商局对189户销量较大的劣质奶粉经销商予以立案。随后，工商局和卫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奶粉产品的消费警示公告》，并通过《颍州晚报》、《阜阳日报》和阜阳电视台等地方媒体，公布了列入33种劣质奶粉的“黑名单”。 
       
        经销商在购进奶粉时，必须向推销单位或个人索取“三证”复印件，“三证”指的是“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卫生质量检验报告”。一位奶粉经销商向笔者透露，严格说来，经销商要大规模购进某个产品时，应该会派人去厂家参观，在确定企业规模、信誉和产品质量后，再签订购销合同。对于一些名牌产品，经销商不用如此谨慎，可以考虑直接进货。

        规则如此，事实如何呢？

        阜阳市卫生防疫站对奶粉市场进行了专项调查，发现在向经销者索取购销凭证时，无一店面能提供两种以上的产品检验单。经销者只注意奶粉的价格和销售利润，对奶粉质量并不在意。

        经销商王光溪的说法很典型：“别人推销上门，很热情，你哪好意思再问他要这证那证的。我做的是小本生意，哪有钱跑东跑西地去核实厂商规模、信誉这些东西？”

        笔者以奶粉推销商的名义走访了阜阳市、阜南县和颍上县的一些经销户。大多经销商最关心的是奶粉的价格。一些经销商暗示，如果我能保证退货，并且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可以考虑购进“三证”不全的奶粉。 
       
        临泉县农民张广奎的儿子张文强，也是“奶粉杀手”的受害者，经过全力抢救才得以幸免。对于送假奶粉上门的推销商，张家应该是深恶痛绝了。但张家也开了一个经营点心和日用杂货的小摊，笔者问他货源从哪里来，张广奎说，一部分到县城进货，其余的是上门推销的，只要价钱合适，
    也是来者不拒。

        “我不担心有假货。”张广奎说。 

    假奶粉为何难治？

       
        早在2003年年中，阜阳市就曾展开过劣质奶粉专项整治活动。但不到半年，劣质奶粉销售再次回潮。如今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阜阳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副局长李铁一点轻松不起来：“阜阳的劣质奶粉都是由外地流入的，要想从源头加以遏制，就涉及管理权限问题。我们只能从奶粉包装上
    了解企业所在地，然后联系当地工商部门协助调查。但是，许多包装上标示的厂址和电话根本不存在。”

        李铁认为，当前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案件深挖机制已是当务之急。一些地方质检部门监督作用形同虚设，导致劣质奶粉一再流入市场。

        如果管流通市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生产的技术监督、食品监督部门间互通信息，遏制劣质奶粉会容易得多。 

        阜阳市工商局申诉举报中心“12315”副主任陈玉峰不无忧虑地说：“生产劣质奶粉的厂家为什么能够生存？一来他们十分隐蔽，二来很可能与地方保护有关。一些乡镇企业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元，起个好听的名字包装一下就成了‘名企’。地方政府只要企业按时交纳税金，很少过问产品?柿俊！?
       
        据介绍，阜阳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奶粉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要求奶粉产品进入市场销售之前，经营者主动提供正规进货手续和质检报告，审查合格后再准予销售，变事后打击为事先防范。但是，对于一些搞游击战术的推销商和经销商，工商局有关领导表示无能为力。而且，阜阳实行市场准入制，并不妨碍劣质奶粉流入其他农村市场。

        农民自身的封闭性和维权意识淡薄，也给不法经销商和厂商提供了生存空间。在阜阳市区调查时笔者发现，市民多少知道劣质奶粉害人的事。可在农村，相当多的农民表示根本不了解已经屡屡发生的惨祸。

        而在已经发生的上百例“奶粉杀手”事件中，真正去工商部门投诉的家长也少之又少。工商局申诉举报中心“12315”副主任陈玉峰说，到目前为止，他们才接到四五个家长的投诉。笔者采访了一位受害者家长，他表示自认倒霉，并不准备投诉经销者，一来觉得投诉麻烦，二来和经销户比较熟悉，投诉的话怕“伤了交情”。(文中部分为化名)-

    　　恶，埋伏在下一个街口

    　　撰稿／哈林

    　　在上海，绝大多数的婴儿不会成为“大头娃”。上海人在读这些无辜婴儿被谋杀的故事时，也许会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真的如此吗？

    　　当养鱼者在鱼塘底铺上一层环丙沙星时，他不可能不知道，人吃了这些鱼，一旦生病时许多药物就会失去效果。因此养鱼者不吃这类鱼。

    　　当卖水产的用“吊白块”和福尔马林处理商品时，他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吃了这些海蜇、鱿鱼，会因为癌变而辗转病榻、痛苦万分。因此卖水产的不吃这类水产。

    　　而那些假奶粉的生产者，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包装精美的“杀手”对于嗷嗷待哺的婴儿意味着什么。他们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品尝自家生产的奶粉。

    　　谋杀这个词用得过火了？按照辞典，谋杀指的是“事先设下杀人的计划而后实行杀人的事”。为谋财不惜害命，正是如假包换的谋杀。那些自以为远离危险、可以幸免于难的上海人，其实早已成为许多人猎杀的目标。与阜阳“大头娃”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死亡之路更长一点、过程更平和一点而已。

    　　达尔文说过，就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言，只有道德感或者说良心才是意义最大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猿到人的进程尚未完成。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孩子被假奶粉谋杀和戕害，无疑会激起整个家族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宣泄之前，很难相信会无缘无故地自动消失。前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恶贯满盈的连环杀手，就曾经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受害者。王小波曾经搞不懂为什么那些做早点的外来人口什么都敢，简直不把城市人当人看待，一次他帮朋友搬家，偶尔穿得比较破旧，沾了点污渍，被城市人当成了外来人口，他的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怨恨在施与受的循环中被放大和增殖。堵车时狠揿喇叭，或者叱骂一个弱者，也许都很解气，但是要当心，恶可能正埋伏在下一个街口。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靠“头上三尺有神明”的宣示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对付恶，人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购买公共产品。警察、法官、检察官和许许多多的行政执法部门，应该更高效、更廉洁、更尽责，应该保证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7:20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调查
    August 11

    对话王鹤：“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了”

     
    　　2005年3月14日，沈阳居民高悦在怀孕后突发脑出血，经抢救后成为植物人。20多天后，医生发现，高悦腹中胎儿并未就此停止发育，丈夫王鹤和家人于是放弃“引产”建议，让孩子出世。
    　　8月1日10时20分，植物人状态的高悦生下了他们不足4斤的宝宝。但胎儿被发现重度脑积水，家人含泪选择放弃抢救。
     
    　　新京报：放弃救治你和小悦的孩子，一定是此生最艰难的选择吧。
    　　王鹤：为了孩子，悦儿努力了10个月（哽咽）……其实孩子一直在努力，悦儿被麻醉着上了手术台，孩子也坚强地活着。如果悦儿醒来，不知道她会不会怪我。
     
    　　新京报：临产前，孩子的母亲有反应吗？
    　　王鹤：她能感觉到孩子在动。因为宝宝一动，她的脚也会和宝宝一起‘跳舞’！她想为我生下这个孩子，孩子要出生了，她也开始好转，那是因为她高兴呀。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在想什么，她在努力，一直在努力。
     
    “妈，你已有过孙子了”
     
    　　［旁白］孩子患有重度脑积水，即使抢救过来，也将智力不健全。院方要求王鹤签下“是否继续抢救”的家属意见。在和家属商量后，王鹤签署了《同意书》，在写“放弃”二字时居然停顿四次。之后，迅速离开医生办公室。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孩子有问题的？
    　　王鹤：7月19日，医生给悦儿做了B超，然后就说孩子怎么会这样，我一听不对劲，就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说孩子大脑重度积水，很危险，如果治好了，也只能是痴呆。
     
    　　新京报：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王鹤：我一听就懵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我相信孩子也一直很坚强。我在给悦儿按摩的时候，我会贴着悦儿的肚子对孩子说，孩子，你鼓励一下妈妈，在肚子里要听话，不要踢妈妈，你妈妈在床上躺了四个多月，很不容易，孩子很听话，就不动了。
     
    　　新京报：小悦动手术之前，据采访过你的记者说，你的手很哆嗦地签了字，“同意”放弃治疗。
    　　王鹤：我实在不想签，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这毕竟是我跟悦儿的骨肉。我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了。
     
    　　新京报：还是难以接受现实？
    　　王鹤：悦儿健康时，我跟她说过，如果是男孩，我起名字，女孩由爱人起名字。我查过字典，如果是男孩，我想起名“浩天”，心胸宽广的意思；如果是女孩，起名“诗萱”，悦儿喜欢看书，她应该喜欢这个名字的。可孩子出了问题，对我打击很大。我妈跟我说，既然孩子生了重病，就不要让他再受苦吧。所以我就咬牙签字了。
     
    　　新京报：手术后，有没有看到孩子？
    　　王鹤：有。是个男孩。脑袋很大，像个小萝卜头，奄奄一息。我们给孩子买了衣服和奶粉，并写上了我和悦儿的名字，让医生把这些和孩子放在一起。医生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到：重量2千克，长度42厘米，我会一辈子都留着的。
     
    　　新京报：据说那天你看到医院其他孩子的出生，非常激动？
    　　王鹤：我跑了出去，对着墙壁重重地挥了几拳。我心里难受。亲戚都担心我，来劝我。我其实也担心母亲，我跟母亲说，妈，你已经有过孙子了。
     
    “事情没有想象的完美”
     
    　　［旁白］半个月前，王鹤把手机铃声设置成歌曲《春泥》。王鹤说，他最喜欢歌词中的那一句：“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
     
    　　新京报：不幸不断袭来，有没有想过要放弃或者退缩？
    　　王鹤：没有。我一直忘不了悦儿昏迷前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只要鹤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痛苦啜泣）我要等她慢慢醒来。每次握住她的手，我都能感觉到彼此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她一直在跟我交流。
     
    　　新京报：心灵的交流？
    　　王鹤：嗯。我能感觉到她能感觉到我对她的呼唤，我现在做的一切，她一定都有感觉。我跟她说以前在一起快乐的日子，她的眼角会渗出泪水。她的气管被切开，我知道她会痛，但我在她耳边鼓励她，她就乖乖地忍着，很配合医生的治疗。我和悦儿之间有种默契。真希望躺在病床上的是我。
     
    　　新京报：你想为她分担更多？
    　　王鹤：我想全部承担她的痛苦。她现在承受这么多，表现得很坚强。以前在家，手被扎了一下，她也会哭，要我去安慰她。现在动这么大的手术，她都挺过来了。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一个男人能承受的程度。
     
    　　新京报：有段时间，医生说小悦病情稳定，可以给孩子做引产手术，你为何放弃了？
    　　王鹤：病情不稳定时，医生问我保大人还是小孩，我说肯定保大人。等病情稳定后，医生说孩子胎心正常，发育正常。我们听了以后很兴奋。医生让我们选择，说做引产容易导致大出血，我就选择了做剖腹产。
     
    　　新京报：没想过孩子会增加你的负担？
    　　王鹤：从没想过。感觉他是一条生命，而且是我一生中缺少不了的。我就感觉到我们俩几乎三年多了，才怀了孩子，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能接受，我能承受，我已经付出这么多，我能接受。
     
    　　新京报：你对此还存在期望？
    　　王鹤：我期待奇迹发生。我看过一些资料，说植物人生下孩子，听到孩子的哭声，就醒了，母子连心嘛，我也希望奇迹在我家发生。但事情没有想象的这么完美。
     
    “她是无法替代的”
     
    　　［旁白］高悦昏迷的日子里，丈夫王鹤天天陪伴在她旁边。每天24小时，王鹤都要准时操作每一道护理程序。王鹤现在依然穿着很厚的鞋。高悦母亲说，从今年3月14日起，王鹤再也没离开过医院。
     
    　　新京报：怀孕前后，小悦的身体状况如何？
    　　王鹤：一直很好。
     
    　　新京报：那医生怎么解释这次突发事件的？
    　　王鹤：医生说，悦儿大脑血管畸形，加上血压高，丘脑大面积出血，导致脑干严重损伤，生命垂危。可现在血压又是正常的。我还记得那天我提前下班，正在做饭。她在卫生间洗衣服，突然说有点累。我就关了煤气，跑到卫生间，让她坐一下，她说想躺一下，我说抱她上床。她还笑着说，你能抱得动吗，可有两个人呢。我把她抱到床上，她的手开始哆嗦，眼睛发直。我就说，“悦儿，你别吓我。”悦儿说，“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不怕。”我就立刻拨打120.十多分钟后，救护车来了。
     
    　　新京报：现在小悦的身体状况如何？
    　　王鹤：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的一个月是危险期，各种并发症随时可能发生。现在可能还存在三大危险，一是呼吸衰竭，二是术后感染，三是术后动脉栓塞。我们都希望小悦能挺过来。
     
    　　新京报：听你朋友说，这些日子里，你瘦了30多斤。
    　　王鹤：就是感觉身体比以前差一点。睡觉断断续续，最长也就睡个三四个小时，很乏，但还年轻，精神上没什么问题，心中有股动力在激励自己。
     
    　　新京报：你给自己制定了作息表，每天严格执行，累不累？
    　　王鹤：不累。就像我们每天都在上班一样，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每天早上6点到次日6点，悦儿都需要我。
     
    　　新京报：你的作息表是怎么安排的？
    　　王鹤：每天定时给小悦喂食、翻身、按摩什么的，每隔一个半小时为妻子翻一次身，两小时喂一次水，一天一共要做五顿饭，其中凌晨四点多一次。
     
    　　新京报：小悦是怎么进食的？
    　　王鹤：通过鼻孔的导管。我们先把食物揉碎，做成流质状态，再通过注射器注入悦儿的胃里。
     
    　　新京报：那很费劲吧？
    　　王鹤：每次前后需要四十分钟左右时间，一天喂食三到五次。
     
    　　新京报：小悦在你心里，是个什么地位？
    　　王鹤：她善良，有爱心，孝敬父母，是无法替代的。
     
    “她是我师妹”
     
    　　［旁白］两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也不过700块，在沈阳，这样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但王鹤和高悦坚信只要两人相亲相爱好好过日子，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新京报：你跟小悦是怎么认识的？
    　　王鹤：我们在中专时就认识，她是我师妹，比我低两届。在一次运动会上，我是旗手，小悦是护旗手，我们在一起训练时就认识了。
     
    　　新京报：怎么确认恋爱关系的？
    　　王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感觉有缘分，有时虽然不说话，但一个眼神就足够了。
     
    　　新京报：看来你们之间的默契与生俱来。
    　　王鹤：可能是吧。（笑）
     
           新京报：在爱情道路上，你们有没有碰到挫折？
    　　王鹤：印象中没有。只是有一次，悦儿说，想在市中心有所房子。那几天我闷闷不乐，知道无法实现悦儿的梦想。但悦儿好像注意到了，她就对我说，开玩笑的，只要互相恩爱，两个人在哪里都可以过日子，哪怕很平淡。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新京报：所以你非娶她不可了。
    　　王鹤：2001年4月，我们相恋近6年后，正式结婚了。
     
    　　新京报：听说高悦有记日记的习惯？
    　　王鹤：嗯，我们相恋了6年，她给我写了整整3本日记，相识一本，相爱一本，结婚了一本。日记停留在了3月13日，因为3月14日她还没来得及写，就发病处于昏迷状态。
     
    　　新京报：你会接着她的日记写吗？
    　　王鹤：我接着悦儿3月13日的日记写道：我会永远陪你，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驿站，哪怕你就这样永远沉睡下去。有我陪你，你永远都不会孤单，不会害怕的……
     
    “我一定要等她醒来”
     
    　　［旁白］准备采访王鹤时，他正在吃饭，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当天午饭菜是土豆丝炒芹菜，外加一个馒头。整个采访中，王鹤只有在回忆起恋爱时的情景才心情好一点，其他时刻常会哽咽。
     
    　　新京报：现在小悦每天各种费用需要多少？
    　　王鹤：手术前，每天大概花费三四百块。前几天刚动完剖腹产手术，这几天费用相对多一点，每天需要两三千块吧。
     
    　　新京报：钱够用吗？
    　　王鹤：（语气为难）哪够呢？岳父家在农村，没有收入。我家住在郊区，只有母亲每个月退休金500元。我还有个84岁的姥姥，也靠我母亲养着。现在全家的积蓄早花光了。双方亲戚都借了个遍，现在已经落下八万多的债务。前阵子我想把结婚用的房子卖掉，亲戚不同意，说悦儿昏迷，但这个家还得在。
    　　媒体报道后，全国有些好心人给我寄了点钱，大概2万多，现在已经花了一半多。
     
    　　新京报：现在才5个月，今后依然是个未知数，你能坚持下来吗？
    　　王鹤：能。我们时刻不分开，悦儿这么坚强，我相信她会感觉到我们为她做的这些，她会醒来的。她说她也想去看海，如果她醒了，我一定带她去看海……她也一定能继续给我写日记的，我一定可以等到那一天的！
    　
      　  ■链接
            两名女植物人成功生子
    　　在国内，女植物人成功生子并被媒体公开报道的共有两例。
     
    　　●2001年9月4日，四川一名36岁的高龄产妇宋应琼深度昏迷100余天后在重庆解放军324医院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男婴。此前的检查表明，她属于重型颅脑损伤，完全丧失了意识，成为人们常说的“植物人”。———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2002年9月19日凌晨2时30分，浙江23岁的女性植物人郑雪芳，在脑死亡7个月后，产下一个1700克的男婴。当时新生儿评分仅为2分，而且出现重度窒息，在保温箱内呆了30天才转危为安。———据《新民周刊》报道
    　　
     
     
     
    10:04 PM | Add a comment | Read comments (4) | Permalink | Blog it | 对话

    对话张平宜：麻风村的孩子触痛了我

     
    　　2005年7月，在张平宜女士和她一帮朋友的资助下，专门为麻风病人子女开设，坐落于川西大山里的大营盘小学迎来了19年以来的首届毕业生。如今，大营盘小学已成为一所正常学制的乡村小学。张平宜说，她下一个梦想是，将大营盘小学扩建成一所容纳三百名学子、有屯垦农场的州立希望学园。这将是中国麻风防治史第一所为麻风病人子女深耕希望的示范学园。
     
    　　新京报：你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怎么知道四川越西麻风村的？
    　　张平宜（台湾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执行长）：2000年左右，我是台湾岛内的一名记者，被派到云南、四川一带做麻风病人的专题报道。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我曾拜访了越西等6个县的麻风村。让人感慨的是，这里的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而是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里，与世隔绝。
     
    “我决定放下一切虚名”
     
    　　[旁白]让张平宜最痛心的是，有一群正待成长的小孩在疾病的阴翳下成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就学，面临着父辈的悲剧。
     
    　　新京报：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张平宜：对。在麻风村，我看到的不仅是生命的凋零，还有正在长大的生命。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越西高桥村山头上，有个麻风村小学叫大营盘，我听到后，很兴奋，就立刻赶来看。
     
    　　新京报：是什么吸引你一定要去大营盘小学看看？
    　　张平宜：觉得很讽刺。这些麻风患者所生的孩子，虽然都很正常，但他们都没有身份，背负着父辈的原罪，受到社会的排斥，一辈子注定被隔离在荒凉的山村里。但竟然还有这么一座专门为麻风病人子女开设的学校，所以很急切地想去看。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到大营盘的情形吗？
    　　张平宜：当时感觉那里离天很近。小学背靠青山，对面的雪山若隐若现。孩子们全身光溜溜，每个人的脸都很脏，脏到只看得到两颗眼珠子，眼睛看上去很空洞。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是动物园的猴子。教室是破的，孩子站着上课，70多个孩子全由代课老师王文福一个人带。我就觉得很震撼。
     
    　　新京报：是艰苦的条件让你震撼？
    　　张平宜：这触痛了我，在这么多的麻风村落面前，我感到很无力。面对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我觉得麻风子女的救援教育工作如果没有开始，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受教育，永远无法走出麻风村。
    　　我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决定放下一切虚名，重新为这些孩子打造一座小学。
     
    　　新京报：你决定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了。
    　　张平宜：是啊。麻风病人可怜，他们的孩子更可怜。他们生活在最偏远的角落。我以记者的身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既然看到了，我不忍心不管。
     
    “人道救援不应分地域”
     
    　　[旁白]在采访麻风村的过程中，已经有两个小孩的张平宜被唤起了“奉献者”的使命感，放弃了记者职业，走上社会工作的道路。张平宜期待复制“大营盘小学”经验，造福更多麻风小孩。
     
    　　新京报：你当时只是一个记者，你觉得有能力资助他们吗？
    　　张平宜：仅凭我一人的力量肯定不行的，回到台湾后，依托报社，我就发起募捐。后来一想，我不可能一边做记者，一边搞募捐，所以干脆辞职，专职做好募捐。为了跟政府和社会沟通便利，2003年，我跟一帮朋友决定成立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
     
    　　新京报：就这么轻易的辞职了？
    　　张平宜：其实，放弃记者职业，也有内心挣扎的过程。
    　　但想想在记者行业上，我已经有了交待，做的新闻专题也曾获过大奖。而且我相信记者的经验，能帮助我做好NGO的工作。这个过程中，朋友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跟朋友们讲，孩子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如果他们一辈子出不了麻风村，那是个悲剧。一个人有起码的生命尊严，老人会死去，可孩子还需回归社会，这终成问题。
    　　朋友们都感动了，他们都志愿加入进来，出钱出力。我们需要给予这样一个机会，不至于孩子长大后，成为国家的负担。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专门成立了资助麻风村小学的NGO组织，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组织？
    　　张平宜：2003年成立希望之翼后，就一直开办志工营，义务到大营盘小学开展捐助、支教工作，其中有成都、西昌和台湾的志愿者。对于这样一件事，我想首先这是人的事情。希望之翼协会坚信，人道救援不应分地域，因此，我们一直欢迎各界能伸出援手，协助这些孩子。我们深信，爱里没有惧怕，爱可以洗去烙印。我们愿以大营盘为首要目标，乘着希望的翅膀，发挥人道精神，为这群一般人看不见，隐匿在麻风村的孩子们，点燃一盏温暖的小灯，照亮他们。
     
    “我来大营盘，就是玩真的”
     
    　　[旁白]张平宜终于凑足了第一批经费，将两间破教室扩建为四间牢固的校舍，还增加了活动室、操场、厨房、宿舍和校医室，俨然是一所小规模的学校。问题来了，这所学校没水、没电、没正式老师，“我足足等了一年，还得经常去催促地方政府，才终于等到一个老师。”
     
    　　新京报：当你决定为大营盘小学做点什么的时候，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平宜：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通电、通水、修路，这些都碰到了麻烦，都需要政府的支持。让麻风村的人迁到山下居住似乎行不通，那只能就地发展，但没有水电怎么行。虽然河流从山下流过，可水提不上来，硬件建设需要政府支持。不过情况在好转，今年毕业典礼，来了两个副州长。
     
    　　新京报：你选择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为什么不捐点款、造点楼就走人？
    　　张平宜：呵呵，可我偏偏没有，可能这也是地方政府对我既爱又烦的缘故。我不是天生的慈善家或者天生博爱，我只是希望大营盘小学是一个真正的希望。在大营盘，孩子们虽然被忽略了很久，但他们的人格是正常的，可塑的潜力是巨大的。我需要这些孩子懂得自己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来大营盘，就是玩真的。
     
    　　新京报：从台湾跑到四川，来来回回几十次，你家人不反对？
    　　张平宜：已经来回20多次，一年至少来4次。家人都很支持，丈夫是个医生，现在全家都靠其收入。有时孩子也会跟自己一起来。
     
    　　新京报：你几次落泪，是什么让你委屈？
    　　张平宜：有时不被地方理解。有时也为孩子不听话难受。这个就不多提了。
     
    　　新京报：有时也因为孩子感到委屈？
    　　张平宜：有时对孩子也不满，这给他们无比压力，也有无比的期许。因为一旦第一批孩子成功了，其他孩子就有榜样可以依靠。真不知道这些孩子碰到我是运气还是倒霉。
     
    “希望培养出爱心种子”
     
    　　[旁白]张平宜说，大营盘小学不仅给麻风村人“输血”，更让他们自身学会“造血”。为了实现她的目标，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准则，譬如，六年级学生一律得住校学习。为了确保学生专心学习，张平宜要求学校请来家长沟通，最后制定了禁止在校生论及婚嫁的条款。
     
    　　新京报：你说要建一个希望学园，在那里，“只要耕耘，就有收获。没有自私，只有爱与分享。没有歧视，只有快乐与希望。”是不是有点理想化了？你觉得这些孩子将来能适应社会吗？
    　　张平宜：希望学园培养的就是希望和爱心种子，希望孩子们将来成为一个能给予他人机会、施予爱心的人。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吧。不管目标能不能达到，至少在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我天生在做梦，但我一直在努力啊，而且一心一意来做这件事，不然就不会辞职了。
     
    　　新京报：孩子们是不是成了你实现自己理想的对象？
    　　张平宜：应该说，这是我跟孩子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吧。我知道，一些理想化的东西加在孩子身上，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压力，但他们一旦踏入社会，会碰到更严峻的压力。
    　　其实，我现在只是让他们快一点过渡到文明社会中来。
     
    　　新京报：那种理想化的状态是不是有乌托邦的感觉，孩子们踏上社会，现实跟学校的教育形成落差，反而回来责备你的希望小学？
    　　张平宜：世间最珍贵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人性的某些方面不是教育能克服的。社会对他们的考验是严格的，孩子需要勇敢地接受。
    　　我就跟他们讲，不要回避自己流着麻风病人血液的事实，如果你把它当成内心的伤疤，一旦戳了它，你必然是无法承受的。
     
    　　新京报：你把城市文明一下子带到隔绝了四十多年的村庄，你觉得他们能接受吗？
    　　张平宜：你可以说我有点急，但他们隔绝太久了。
     
    　　新京报：你制定严格的准则，有些是跟当地传统相悖的，在这方面，你是不是对学生有点苛刻？显得有点霸道？
    　　张平宜：我尊重传统，但首先他们也得懂得文明后，才知道更加尊重传统。有些陋习，是需要逐步改变的。会不会对他们来说太快呢，我相信孩子们的潜力是无穷的。从没有章法到有了规矩，有时会显得有点霸道，但我也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你总不能17岁就结婚生子吧。一家七八个孩子，总有几个不读书，我也没有强迫他们必须来读书。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我要继续做下去”
     
    　　[旁白]有朋友问张平宜，怀不怀念以前与友人一起喝下午茶、逛街的“好日子”（goodolddays）？她说，怎么不怀念呢？但想到还有那么多事要做，就省了吧！
     
    　　新京报：你辞去工作，专职大营盘小学的资助工作，你为这个小学付出了很多，欢笑过，流泪过，有没有想过得到回报？
    　　张平宜：千万不要认为我牺牲了什么，因为我跟孩子在一起时，通常玩得很疯、很快乐。我有心灵的回报，这是最让人满足的回报。我可以不逛商场，但看着孩子们在长大，真诚的笑容堆满脸蛋，真的感到很开心。有时在学校醒来，知道当天有电有水，我也很快乐，那是最单纯的快乐。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新京报：这几年是什么支撑着你一路走过来？
    　　张平宜：谈不上什么信念。可能是干记者的缘故，每做一件事情，碰到困难，都想着一定要克服它。我是个感情丰富、固执的人，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我给孩子们机会，朋友给我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去义卖募捐，真的感觉很开心。我要继续做下去，直到这群孩子能光明正大地进入社会为止。
     
    　　新京报：将来有一天，大营盘成为一座希望学园，你会不会继续下一个梦想？
    　　张平宜：可能会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吧。
     
    　　新京报：你说要等希望学园步入正规后，会让政府接管，你会不会后悔？
    　　张平宜：不会。到时，我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压力。
     
    　　新京报：今年有16个孩子毕业，给孩子们有什么寄语？
    　　张平宜：第一批毕业生年纪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二十三岁，是三个孩子的爹，有新婚的、有订亲的、有兄妹档、姐妹档，还有两位远从他乡跨县求学的学子。
    　　十六个毕业生，求学之路漫长坎坷，在他们超龄的背后，有历史悲剧、疾病烙印、社会歧视和种种现实的残酷。在今年毕业典礼上，我带着这几个孩子一起唱“感恩的心”，我希望他们勇敢，“放心去飞”。我告诉孩子们，出了这个村子，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大营盘是你的家，有什么委屈，回来哭，这里有很多两岸的朋友。
     
     
     
    9:57 PM | Add a comment | Permalink | Blog it | 对话

    对话张在玉：我们是骄傲者

        张在玉首次和佘祥林通电话忆往事并写诗鼓励
     
       4月4日，湖北荆门某医院精神病房，矮小的张在玉躺在病床上，阳光斜照在她的脸上。
     
        张在玉是佘祥林过去的妻子。在佘案中，她已在11年前被当地警方认定由佘祥林用钝器击打头部并沉入水塘死亡。
     
        时隔11年，在山东又嫁了人的张在玉和现在的丈夫回到湖北，牵出一桩冤案引发全国震动。
     
        4日，张在玉面对本报记者，讲述当年出走的原因和11年来的生活，时而流泪大哭，时而抿嘴笑个不停。
     
        张在玉说，11年来，她努力使自己忙碌起来，拒绝回想以前的经历。
     
        这一次，她实在控制不住了，就想回来看看女儿、母亲和前夫。
     
        “就想偷偷看一眼，没想到会是这样。”张在玉说，如果她早知道，一定会早点回来。
     
        “我希望政府能很好地解决祥林的问题，我才会放心地回山东。”张在玉说。
    回来后和佘祥林第一次通电话
     
        新京报：你现在身体好些吗？
        张在玉：好多了，就是精神压力太大，我希望得到帮助。我的父母兄弟过去承受了十多年失去亲人的痛苦，现在又要陷入被人误会的境地，这是对他们的又一种伤害。
     
        新京报：你说的“被人误会”是指什么？
        张在玉：从一些报道看来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还有政府对我的态度，他们来人看我，第一句话不是问我身体怎么样，是问我要不要回山东，什么时候回。那天我托政府的人给祥林送一束花，我出钱，他们都不愿意带；我说我想跟祥林通个电话，借他们的电话用，他们说手机没电了。我怀疑他们来看我的动机。
     
        新京报：你很想见佘祥林？
        张在玉：我现在还不想见他，但想安慰他一下，我们之间有很多难忘的事。有一年夏天，祥林发高烧不止，像个风筝，站都站不稳。家里没钱治，我就给他按摩。45天后，他好了。
     
        （眼泪在张在玉的眼眶里打转。在征得佘祥林同意后，张在玉第一次跟佘祥林通了电话，她说：“你一定要撑下去，还记得你曾经高烧40多度坚持上班吗？那时候你就死过一次了，这次你一定也能撑过来，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接着，她对着电话轻轻地说：“我很好。”）
     
    家庭矛盾缘于经济问题
     
        新京报：你和佘祥林的感情怎么样？
        张在玉：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不吵架。后来发生矛盾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当时家里攒了5000来块钱，都被祥林花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花的。他在马店派出所当治安员，每个月能挣300多块钱，也都没有剩下。我问他，他说请人吃饭了，办案子花了。当时我们没有房子，我带着孩子住在我工作的雁门口镇机械厂宿舍，祥林住在10多公里外的马店。机械厂效益不好，撵我们走，我心里压力很大。
     
        新京报：有些媒体报道说你和佘祥林不和，说是因为他有外遇？
        张在玉：他是男人，在这方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新京报：你觉得和佘祥林之间没有矛盾？
        张在玉：是的，有也是经济方面的。厂里撵我走，我都没有跟他说，自己憋在心里。到现在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得病，为什么出走。我们相互封闭，在保护着对方。他相信我，我也相信他。在外人看来我们生活得很高兴，有时候接待他们的领导，我还陪着祥林一起和人家喝酒，有一次我喝了13杯，就是为了不让祥林多喝。
     
        新京报：佘祥林是怎么看待你的？
        张在玉：他在喝醉酒的时候，会说起自己感到愧疚。他喜欢武术，想在派出所有所作为，可是总不如意。虽然那时候我们很穷，但生活还是很快乐。我用人家给的旧衣服给女儿做成马甲，绣上花，用玻璃珠首饰连成星星。外人总是夸奖我女儿，女儿也总喜欢对我问这问那：为什么有太阳，为什么有星星？我说因为你就是星星啊。
     
    念念不忘亲生女儿
     
        新京报：你把自己的精力都投注到女儿身上了？
        张在玉：我按着自己的个性，给女儿打扮，给人的印象特别好，班主任都问女儿你妈妈长什么样。我还会绣花，曾在女儿的衣服袖子上绣了一朵野菊花。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始终对她念念不忘？
        张在玉：我经常给女儿讲一个故事：一个懒人和一个勤快的人一起生活，勤快的人每天外出劳动，懒人却等着树上掉果子吃，等果子掉完了，懒人也就饿死了。女儿反应很快，说我要做那个勤快的人。
        我记得出走那天，女儿抓着我的手说，妈妈你别走，爸爸马上就回家了。
     
        新京报：你的家庭看起来很快乐啊。
        张在玉：是表面的，实际上我心里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之间没有相互沟通过，后来我的精神就有问题了。
     
        新京报：然后你就选择了出走？
        张在玉：病了有两个月吧，我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关心。我的心里全是阴影，后来也没什么感觉了。
     
        新京报：你的哥哥说，你病时谁都不认识，佘祥林一直喂饭给你吃，你记得吗？
        张在玉：我不知道，我就想走，走得远远的。我走了很多次，出了门就被人拉了回去，还被看管着。后来，大概是腊月初八吧，祥林不在，我就走了。
     
    出走途中碰上人贩子
     
        新京报：你想去哪里？
        张在玉：我不知道，没有目标。那天晚上，我只穿着秋裤、棉鞋和毛衣走的，应该很冷吧，可是我不知道。后来有人送了我衣服。
     
        新京报：你在路上吃些什么？
        张在玉：还是好人多，经常有人给我吃的，我也要，但是从不捡路上的。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的神经出问题，我要保持清醒。
     
        新京报：你不觉得自己当时精神有问题？
        张在玉：有些事情我不清楚了，但是一直告诫自己神经不能乱。有时候我一个人走在大山里，不管白天黑天，但是不怕，也没有目标，只是不停地走。有两户人家收留过我。一个是老太太，我在她家住了两天；另一个是信天主教的妇女，我在她家也住了几天。人家问我结婚没，女儿叫什么，家住哪里，我都说了。我当时精神很不好，也没有说让他们送我回去，后来我就又走了。
     
        新京报：你一直走到山东？
        张在玉：后来我被人拉上了车。车上还有很多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拉我们去哪里，只看到在这里放下一个在那里放下一个。
     
        新京报：你最后是怎么到了山东的？
        张在玉：大概是在江苏吧，有两个人说要帮我，带着我坐了很长时间的车，可能就到了山东。我觉得不对劲，问他们要带我到哪里去？其中一个说他老家有个哥哥，想……当时我心里想，坏了，碰上人贩子了，但是嘴里答应他说行。后来见到来接我的男子，我悄悄地跟他们说，你们别给他钱，给了我也不和你过。他害怕了，后来还帮我逃跑了，我一直想找到他谢谢他，但没找到。
     
    在山东遇到现在丈夫
     
        新京报：逃跑之后，就遇到了你现在的丈夫？
        张在玉：是的。那天他在地里干活，好像是三四月份吧，他把我领回了家。他的家人对我很好，总是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喜欢吃肉，他们就天天给我吃肉。我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别客气。
     
        新京报：你希望他们把你当家人看待？
        张在玉：那时候我还是有防备心理的，有时候装成疯疯癫癫的样子给他们看。那时候我还想回来，同时也在试探他们是不是真心对我。范某有兄弟四个，他排行老四，就他没有结婚，我看他人不坏，心里就……
     
        新京报：你就看上他了是吗？你们多长时间走到一起的？
        张在玉：半年吧。他们天天换着样给我做吃的，我精神和身体恢复得很快，半年时间就好了，我们就好了。
     
        新京报：你和范某结婚时有没有想到佘祥林？
        张在玉：想过，但是我绝对不会再回去。我受不了那种压力，回去也会被别人瞧不起。
     
        新京报：你们办了结婚证？
        张在玉：开始没有。当时乡里负责计划生育的人经常去找我们，说我们是非法同居，要罚款，我们不给，他们就把我拉到乡计生服务站。我借去厕所的时候溜回了村，跑到村支书那里，我说，你们村要管不起我一个要饭的我就走，要不就给我上户口办结婚证。我缠了很长时间，他给我上了户口，办了结婚证。
     
        新京报：当地派出所知道你的身世吗？
        张在玉：知道，我一到程庄村（山东丈夫家村名），就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外人也都知道，所以后来办准生证时又遇到了麻烦。
     
        新京报：政府不给你办准生证？
        张在玉：是的。我当时都生过半年多了，还没有给我办。乡计生站的人说，你在湖北结过婚还有一个孩子，属于重婚，不能办准生证，但最后还是给我办了。
     
    下定决心回老家看望
     
        新京报：然后你就踏踏实实地在山东过起日子了？
        张在玉：是的。他们家里很穷，也没什么能耐。我看到那里地很多，就鼓动他承包了很多地。闲的时候我还养蚕，养羊，养猪。我还不把钱放在家里，总要让钱动起来，哪怕利润很低。
     
        新京报：你在那边的日子过得很好，后来怎么想起来要回湖北看看？
        张在玉：我从到山东就经常想起湖北的事，尤其是闲暇时，想得多了就容易犯病。
     
        新京报：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忙着，不想回忆以前？
        张在玉：不全是。以前比现在还要忙，我闹病就是在闲下来的时候。
     
        新京报：这次为什么有勇气回来了？
        张在玉：今年3月底，我把养的猪卖了，准备再买几头，养到麦收的时候。可是就在这时，我心里真的受不了了，不能吃饭，不能睡觉。
     
        新京报：你用了多长时间下定回湖北的决心？
        张在玉：三天。
     
        新京报：你丈夫当时同意你来湖北吗？
        张在玉：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公公、婆婆、嫂子、哥哥都不愿意我回湖北，但没说出来，都说你可得回来啊。儿子表面上无所谓，心里还是希望我放暑假时能够带他一起来。前两天，堂弟给他哥哥打电话问是他自己回去还是一块回去，我接过电话说一块回。我怕他们不放心。
     
        新京报：现在山东那边知道这边的事情吗？
        张在玉：知道了。我说我处理完事情就回去，但是他们一天不解决我就一天不回去。我本来安排的时间很紧，就回来看看，现在猪可能养不了了。
    （张在玉说自己口渴，他的丈夫范某给她倒了一杯水。他先吹了几口，然后自己轻轻地尝了一小口，才把水杯递给了张在玉。）
     
    回家乡后带来恐慌
     
        新京报：你是不是感觉家乡变化很大？
        张在玉：是的，我找不到家了，他们见了我都吓得跑，有的人看了我半天，说你是人啊还是鬼。他们说再多看我两眼就会晕倒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他们看来我已经死了。
     
        新京报：在你家里人看来也是这样吗？
        张在玉：我妈妈见了我很久没说出话来，那种感觉我是说不清的。我知道在他们心里也许盼望我没死。我哥哥马上就报案了，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京报：我们来这里之前刚见过你女儿，她说很想见你。
        张在玉：我那天来的时候见过女儿一次，有很多人跟着，我没有和她说很多话。
     
        新京报：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张在玉：我跟她说只要你忘不了妈妈就行，我希望你去我那边玩，但我不强求。现在你爸爸身体不好，你一定要照顾好他。她说我就怕你不想见我，我说我怕你不想见妈妈。
        我女儿很懂事，他见到我现在的丈夫，还说她很高兴妈妈有人陪伴。
     
        新京报：你女儿什么时候生日？记得她多大了吗？
        张在玉：她的生日好像是二月初一吧，年龄我记错了，我记得今年应该是20岁，回来才知道是18岁。
     
        新京报：你出走后，你的女儿辍学了，你的丈夫后来进了监狱。你现在怎么想？
        张在玉：我女儿不怪我，我也不知道我走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知道，我肯定早就回来了。我以为祥林有了家，过得也很好，没想到……
     
    愿意去安慰佘祥林
     
        新京报：你现在想见佘祥林吗？
        张在玉：今天荆门电视台的人告诉我，他们录了一段祥林的录像，说要给我看，我说我不看。
     
        新京报：为什么？如果有可能，你会回到佘祥林身边吗？
        张在玉：绝不可能。如果他心态很好，我不想见他。如果他调整不过来，我愿意去安慰安慰他。事已至此，我宁可自己保持在10年来忘却的那种状态。
        我希望这件事情解决了，和他见上一面，我就回山东。我曾经对祥林这样说过，我们不是骄傲者，在我们短暂的共同生活的时间里，我们度过了酸甜苦辣。对于一个人生舞台，有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有的从那个角度看，意义是不一样的。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烂在花园。我对自己很骄傲。
     
        新京报：那你从什么角度评价你们的这场经历？
        张在玉：我很乐观。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我失去了什么和自己怎样伤心，我考虑的是政府能不能解决好祥林的事情，我哥哥会不会受到牵连。我觉得都是那个错误的判决造成了这一切，伤害了我们两个家庭。我希望祥林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希望他坚强起来。
     
        新京报：你说想给佘祥林送束花，我们可以帮你。
        张在玉：我还想给他写封信呢。
     
        新京报：能告诉我们你准备怎么写吗？
        张在玉：我已经写好了，能通过你们报道出去吗？
        新京报：好啊。（这封信以诗的形式写成。）
     
    张在玉写给佘祥林的诗
     
    风嗖嗖，雨淋淋/
    借宿一片碎瓦/
    回顾往日的春天/
    霎那间/
    亮出一束玫瑰花的路标/
    向着路标努力吧/
    在你迷茫的时候/
    请摘一片枫叶/
    点缀在玫瑰花上/
    这里有它光辉灿烂的一天/
    翻过去的一页已是废墟/
    请爱惜生命/
    我们不是幸运者/
    但是我们是骄傲者/
    在我们短短的岁月里/
    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注：张在玉解释，这首诗里包含了祥林、爱青（张在玉的别名）、桦枫（女儿）三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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